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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忽有满清某官至鸿胪寺,通知“明日可行矣”。俄顷,刚林带着十几名官员蜂拥而至。勿以为他是来送行的。“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就去知你江南,我要发兵南来!”明使重申“为讲好而来”,刚林完全不耐烦:“来讲!河上可讲,江上可讲,随地可讲!”[66]再明显不过了,刚林兜里只揣着两个字:战争。这是明朝使团在北京二十余天唯一和最后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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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早,两名清朝军官领兵三百,到鸿胪寺,立促出京;正如刚林所说,采取押送方式,沿途“不许一人前后,一人近语”[67],形如囚徒。十一月初一,过天津。初四,抵沧州——至此,尚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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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离开沧州,风云突起。《奉使不屈疏》讲述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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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四日,行次沧州之南,忽有□丁追至,云后面有官来讲话,不令前行。而□兵遂结营截南路矣。午后,前通使(即左懋第以为姓常而陈洪范称作“刚林之弟”者)同数□官至寓云:行得慢了,后边兵至矣。乃云令镇臣陈洪范前行,而谓臣等文官不便鞍马,在兵后行。时三臣俱在职寓。臣等应之曰,你们兵阻不肯令行,既要速,同行未尝不速。□官不应。[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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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林之弟”带来命令:陈洪范一人先行。理由相当粗糙,完全不成样子——盖因不屑于有何理由——左、马是文官,不便鞍马,走得太慢。对此,左懋第当即指出:慢,是因押送清兵不让快行。“刚林之弟”理都不理,只是催促陈洪范抓紧上路。当左懋第等再次交涉,最初所谓其余人“在兵后行”的说法已变,变成不准南归、羁回沧州;也就是说,除陈洪范外,使团被扣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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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因为陈洪范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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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针对陈洪范的劝降工作,早在出使以前即已提出。六月初八,前明降将唐虞时进言:“原任镇臣陈洪范可以招抚。”[69]六月二十六日,唐虞时的建议被付诸行动,“摄政和硕睿亲王以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70]不过,这并不具有什么特殊含义,比如,陈洪范比别人更加适合招降,或陈洪范已经显现对明朝不忠之类。就在唐虞时提出招降陈洪范同一页,《世祖实录》记载了另一位降清将领吴惟华的进言:“故明督理漕运总兵官、抚宁侯朱国弼见在淮扬,宜遣其部将张国光谕令来归。摄政和硕睿亲王从其言,以书招谕之。”[71]就连史可法也是招降的对象,多尔衮写给他的那封著名信件,有句:“至于南州诸君子,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典例在,惟执事图之。”[72]就是以高官厚禄和吴三桂之例劝降。进占北京后,招降纳叛是满清一大工作重点,而已经降清的前明文武官员,也纷纷迎合,自告奋勇,希以此建功。所以,唐虞时在建议招抚陈洪范后,紧接着请求清廷委派他专任此事,“乞即用为招抚总兵”,并说出理由,他的儿子唐起龙是陈洪范女婿,且曾在史可法标下为参将,“彼中将领多所亲识。乞令其赍谕往招,则近悦远来,一统之功可成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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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范究竟什么时候叛变的?很幸运,我在《世祖实录》里发现了很具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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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甲申十一月乙酉朔……伪弘光使臣陈洪范南还,于途次具密启请留同行左懋第、马绍愉,自愿率兵归顺并招徕南中诸将。摄政王令学士詹霸等往谕,勉其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酬谢之。遂留懋第、绍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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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乙酉,即十一月初一。质之陈洪范《北使纪略》,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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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日,至天津,遇后运缎绢,有夷差户部主事一员押之而北。[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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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参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确定,陈洪范叛变时间是十一月初一,地点是天津,投降信是托那位押运缎绢的满清户部主事带往北京。另外,我们顺带还搞清一点,被左懋第误为“常姓通事”、陈洪范误为“刚林之弟”者,其实是内院学士詹霸,我们曾在顺治皇帝郊祭大典中见他露过面:“学士詹霸于案上捧宝投刚林”——他应是刚林的副手。或因满人发音口齿含糊,“詹”字被误听为“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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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范《北使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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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不果,使团返回途中,于沧州被扣,陈洪范独被放还。之后,他写了《北使纪略》来掩盖其已通敌的秘密,但于使团经历的大略情节,还是具有独家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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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武功苏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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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墓所在地,如今俨然就是武功;韩城的那一座,默默无闻。但对左懋第来说,韩城苏武墓很真实,是他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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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陈洪范叛变历程,笔者认为其心迹萌动当在北京期间。使团软禁鸿胪寺,清廷除加以箝制、恐吓,亦试图利诱和收买,“摇动千端,恐吓无所不至,欲致噪变”。《奉使不屈疏》记述,十月十六日以后的数日禁抑中,满清曾以宴请、馈赠貂皮良马等分化使团,“其中不无为所惑者”,左懋第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严申纪律,而大多数成员“皆奋然作气,咸有宁死不辱之语”,正气抬升,动摇之迹因而收敛。[76]但这颇为重要的情节,陈洪范《北使纪略》却一笔未载,不知他是否就在“不无为所惑者”之列。其次,我还推测,十月二十六日刚林极为凶悍的“临别赠言”,施加了重要影响;满清直言必征江南,以双方强弱之分明,投机贪生如陈洪范,最有可能于此时“认清形势”,而决心叛变;此后经过几天思考,他写好投降信,十一月初一,伺机私自接洽那位清朝户部主事,嘱其速送北京,于是乃有初四詹霸的飞骑赶到……以上,诚然都只是笔者借一些蛛丝马迹,对陈洪范叛变经过的推理式复原,非有实据,聊供想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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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沧州之南”现场。左懋第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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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霸)随至镇臣洪范寓催行,臣等复至。镇臣已装载倚马将行矣……但有数十□丁促镇臣行,而镇臣遂挥泪别臣懋第。臣语之曰:“我辈不必哭。一哭则□笑我怯。我此身已许国,惟有一死断(以下以墨围遮去二十九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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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令人作呕的一幕。陈洪范的哭,远比作假恶劣,何谓“猫哭耗子”,看看他就知道了。前面清廷记录甚明,沧州之变所有细节,都出自陈洪范“密启”的设计。从现场情形看,左懋第显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虽然工作中他与陈洪范有过分歧和争论,但这位志诚君子,没有妄自猜忌同僚的习惯与心机,他反而安慰陈洪范“不必哭”,以免被敌人小看,并平静说出心中盘旋已久的打算。然而我们从旁观者角度,面对由陈洪范“猫哭耗子”和左懋第“惟有一死”之语构成的分别场面,实不能不感到世事之丑触目惊心。顺便交待一下,陈洪范回到南京后继续伪装,还写了《北使纪略》来掩饰;此书之作,虽出于“潜伏”需要,但经与左懋第叙述相对照,基本情节仍然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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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范叛变与出卖,是整个使北故事的一大转折。某种意义上,是陈洪范成全了左懋第。在这以前,左懋第可圈可点,却尚不足以称为超众拔俗、世人仰慕的英雄。故事几乎就要平淡收场了,沧州之变,突然让一切峰回路转。从这儿,左懋第终于开始去完成他“当世苏武”的个人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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