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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院之首”被逼现身鸿胪寺，满清不啻再输一盘。两番较量，先是欲置使团于四夷馆，继而使出以礼部接御书的骗招将明朝暗降一格，都被左懋第见招拆招，一一化解。可以想象，当刚林虽不甘却不得不来鸿胪寺时，心情肯定谈不上舒畅。为了维持实际已然无多的心理优势，只好乞灵于徒具其表的恫吓。他是这样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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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佩刀，率十数□官至。踞椅而坐，诸□官佩刀而地坐于其左。一通使姓常，立于旁，刚邦把什盛气雄坐以待。臣等三人同出，通使谩指臣等，令坐于其右。臣等折之曰：我们从不地下坐！大声呼椅。遂以三椅与对坐。[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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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场合，这种赤裸裸的威压不光小儿科，实际也很无奈，等于承认自己无牌可打。刚林本想造成气势，结果收获了喜剧。当左、陈、马三使臣如愿以偿，每人一椅、稳稳坐下，他的把戏突然间变得何其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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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自然是一通唇枪舌剑。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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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从道义上抬高自己，一面提出各种指责，明朝使臣则逐条批驳。整个过程中有一奇怪现象，清朝方面始终由那位常姓通事大包大揽，刚林在旁边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对照了陈洪范的记述：“夷通事车令即刚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辩，通夷夏语。”[61]原来，通事是“刚林之弟”。车、常音近，左懋第或因此误以为此人姓常。我们前面讲过，刚林是以汉文获取科举功名。所以，他这位所谓通事弟弟，在此纯属多余。这又是小花招，目的不知何在。也许是避免开口以防有何把柄落于明使之手，也许是彼明我暗、有利进退。总之，装聋作哑，诡诈阴险，毫无诚意。论辩的高潮，是“刚林之弟”又以“发兵”相威胁，左懋第不示弱，答：“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那个“大”字似乎格外刺耳，对方勃然大怒：“江南不小，这是谁的话？”左懋第“亦厉声应之”：“我语也”[62]——我说的，怎么啦！据陈洪范讲，这时他也奋起抗辩：“（使团之来）原是通好致谢，何得以兵势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你？但以兵来，反以兵往！”“况江南水乡胡骑能保其必胜乎？”至此，不欢而散，“刚陵不答，径起而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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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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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觉得要说明一下：以上叙述难免留下一种印象，左懋第过于硁执气节，一味刚直不屈，或致使团殊少回旋余地。不是的，左懋第汇报时专门谈到，“□语虽多，臣等应之，不肯过激，以伤酬好之意。然断不肯以一语屈抑以辱天朝之体。”[64]左懋第没有把北京作为个人爱国表演的舞台，他来此是为了严格执行朝廷的求和意图，努力替国家达到目的，只有当事关国体时才不肯退让。同时，我们也看得十分明白，从头到尾满清对和谈毫无诚意，他们已经打定主意挥师南下，夺取整个中国；他们只想看到明朝使臣屈服、屈从，对别的皆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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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不论左懋第怎样努力，以及在一个又一个回合中怎样获得似乎扬眉吐气的胜利，也注定是失败者。在《奉使不屈疏》里，我不断读到一个字眼：折之——“臣折之”、“臣怒折之”……他在北京的每一天，不断地重复做着这同一件事。表面看，他干得非常漂亮：四夷馆改鸿胪寺了，斥退礼部、逼出刚林了，连满清鸡肠小肚所吝啬的三把坐椅也乖乖送到跟前……然而，把目光投向两国间的大势，突然会觉得这些奋力抗争、来之不易的胜利，那样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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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使团肩负的真正使命，一个也没完成。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祭奠先帝的要求被断然拒绝，就连御书最终似乎也没有递交成功。满清只做了一件事：派人把使团所带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十万疋，全部索讨、取走，包括本应由吴三桂亲自领取的那部分赏赐，也强行要去。南京来使终于意识到，他们原以为会与某个邻国打交道，对方却只打算以强盗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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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命全部落空，责任丝毫不在使团。他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不光做了所有能做的事，事实上恐怕还超出了他们真实的能力。这时候，我们应该把话说回来。鸿胪寺、刚林、那三把坐椅，虽然微不足道、无关痛痒，但对于1644年弱不禁风的弘光政权，已是不可思议的瞬间辉煌。除了这点成就，我甚至想不起来它还有别的更风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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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清廷内院、户部等官前来强取财帛。之后，使团在北京已纯属多余。多尔衮召集内院诸人，询问如何打发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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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数日，（杳）无消息，令人密探，闻（夷）摄政王问内院诸人：“南来使臣，如何处他？”十王子曰：“杀了他罢！”（夷）摄政摇手。冯铨曰：“剃了他发，拘留在此！”（夷）摄政不答。洪承畴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难为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夷）摄政曰：“老洪言是！”遂有放回之意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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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洪承畴人品不错，多尔衮也算是满人中有胸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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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忽有满清某官至鸿胪寺，通知“明日可行矣”。俄顷，刚林带着十几名官员蜂拥而至。勿以为他是来送行的。“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就去知你江南，我要发兵南来！”明使重申“为讲好而来”，刚林完全不耐烦：“来讲！河上可讲，江上可讲，随地可讲！”[66]再明显不过了，刚林兜里只揣着两个字：战争。这是明朝使团在北京二十余天唯一和最后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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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早，两名清朝军官领兵三百，到鸿胪寺，立促出京；正如刚林所说，采取押送方式，沿途“不许一人前后，一人近语”[67]，形如囚徒。十一月初一，过天津。初四，抵沧州——至此，尚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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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离开沧州，风云突起。《奉使不屈疏》讲述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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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四日，行次沧州之南，忽有□丁追至，云后面有官来讲话，不令前行。而□兵遂结营截南路矣。午后，前通使（即左懋第以为姓常而陈洪范称作“刚林之弟”者）同数□官至寓云：行得慢了，后边兵至矣。乃云令镇臣陈洪范前行，而谓臣等文官不便鞍马，在兵后行。时三臣俱在职寓。臣等应之曰，你们兵阻不肯令行，既要速，同行未尝不速。□官不应。[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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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林之弟”带来命令：陈洪范一人先行。理由相当粗糙，完全不成样子——盖因不屑于有何理由——左、马是文官，不便鞍马，走得太慢。对此，左懋第当即指出：慢，是因押送清兵不让快行。“刚林之弟”理都不理，只是催促陈洪范抓紧上路。当左懋第等再次交涉，最初所谓其余人“在兵后行”的说法已变，变成不准南归、羁回沧州；也就是说，除陈洪范外，使团被扣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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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因为陈洪范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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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针对陈洪范的劝降工作，早在出使以前即已提出。六月初八，前明降将唐虞时进言：“原任镇臣陈洪范可以招抚。”[69]六月二十六日，唐虞时的建议被付诸行动，“摄政和硕睿亲王以书招故明总兵陈洪范。”[70]不过，这并不具有什么特殊含义，比如，陈洪范比别人更加适合招降，或陈洪范已经显现对明朝不忠之类。就在唐虞时提出招降陈洪范同一页，《世祖实录》记载了另一位降清将领吴惟华的进言：“故明督理漕运总兵官、抚宁侯朱国弼见在淮扬，宜遣其部将张国光谕令来归。摄政和硕睿亲王从其言，以书招谕之。”[71]就连史可法也是招降的对象，多尔衮写给他的那封著名信件，有句：“至于南州诸君子，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典例在，惟执事图之。”[72]就是以高官厚禄和吴三桂之例劝降。进占北京后，招降纳叛是满清一大工作重点，而已经降清的前明文武官员，也纷纷迎合，自告奋勇，希以此建功。所以，唐虞时在建议招抚陈洪范后，紧接着请求清廷委派他专任此事，“乞即用为招抚总兵”，并说出理由，他的儿子唐起龙是陈洪范女婿，且曾在史可法标下为参将，“彼中将领多所亲识。乞令其赍谕往招，则近悦远来，一统之功可成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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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范究竟什么时候叛变的？很幸运，我在《世祖实录》里发现了很具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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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甲申十一月乙酉朔……伪弘光使臣陈洪范南还，于途次具密启请留同行左懋第、马绍愉，自愿率兵归顺并招徕南中诸将。摄政王令学士詹霸等往谕，勉其加意筹画，成功之日以世爵酬谢之。遂留懋第、绍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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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乙酉，即十一月初一。质之陈洪范《北使纪略》，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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