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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按照多尔衮的本意，对南京使团根本不必接纳，直接让其打道回府。后来经过讨论，“朝议既以礼来，且令使臣入见”[39]，为了表现得像文明人——入关以来，满清一直努力这样做——多尔衮勉强收起性子，允许使团来北京，但人数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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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问题是，以何种地位、规格接待来使。“时议以四夷馆处使臣”[40]，拟将使团安排于四夷馆。“四夷馆”，为接待属国使者的处所。换言之，清廷将以宗主国姿态处理此事。这在使团内部引起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分歧。《使臣碧血》说“陈洪范无辞”，亦即不反对，左懋第则坚持不可。《使臣碧血录》（这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南明史料（八种）》的汇校本，与《使臣碧血》略有不同）此处还多一句：“而洪范遂心贰于左”[41]。意思是，陈洪范的暗中叛变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对比陈洪范的《北使纪略》，有以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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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沧州，本镇与左部院商（榷），（夷）骄且嫚，相见之礼如何？若执不见，当日面承召对，天语丁宁，恐无以通好，济国事。因集马太仆、梅主事、各参谋（共）议，佥云：“时势异殊，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再四踌躇，未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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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确定两点：第一，左、陈之间的确出现分歧；第二，体会陈洪范的语气，分歧是，陈洪范主张对满清采取低姿态——“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亦即可以接受“以四夷馆处使臣”，左懋第则拒绝这样做。当然，陈洪范把责任推给朱由崧，暗示自己是担心态度强硬可能导致使命失败、有负皇上重托。至于他上述意见得到使团内部广泛支持，显然是一面之辞。他自己承认“再四踌躇，未协”，争论激烈，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意见。不过，说陈洪范因这场争论、从这一天起萌生叛意，却比较牵强。意见分歧，在每个外交使团内部都很常见，况且陈洪范对不能完成使命的担心也未必是假。他的叛变，应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到北京后触发的。第二天，随着左懋第出示两份重要文件，争论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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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左部院出首辅主议、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镇。始知阁议申以“不屈膝、辱命，尊天朝体”，议论乃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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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文件，一是“首辅主议”，亦即马士英起草的使北基本政策，一是“廷臣覆疏”，亦即重臣们就“首辅主议”进行集体讨论而形成的意见。其中，根本原则是“不屈膝，（不）辱命，尊天朝体”。显然，根据这个原则，以属国身份入见、居四夷馆，断然不可接受。两份文件事关使团行动指南和底线，必属绝密，所以由左懋第作为正使独自掌握，连陈洪范都不知道。眼下因为发生严重分歧，左懋第只好向陈洪范出示它们，以结束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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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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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三，使团到达通州张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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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张家湾在北京很少有人提到，倒退二三百年，它却天下闻名。永乐至成化间，南来漕粮悉数运此，众多朝廷关检机构随之设立，民间百商更是蜂攒蚁集。后来，漕粮转运他处，张家湾只用作商、客码头，但仍不失北中国水路交通终端的地位。水路因为舒适及安全远胜陆路，进出北京者无论官民泰半选择水路，南下者由此启程，北来者到此登岸，打个比方，彼时张家湾之于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站外加西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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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湾，左懋第一行终于结束两个半月的漫长旅程。然而，上岸后却裹足不前，一待十天，不动如山。原因就是与清廷争“礼”。面对满清所派“通事”，左懋第斩铁截铁地表示，“命以夷馆处使”绝对不可接受：“若以属国相见，我必不入。”[44]这一点，不容商量。只要不答应，使团便永远留在张家湾。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礼节辞气屈则辱。”[45]谈到“礼”字，我们现在极少好感，觉得它充满迂腐的气息。这里，不妨试着把它换成“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就能理解左懋第的锱铢必较。满清何尝不如此？为了达到目的，它的“通事”在京城和张家湾之间“往反再四”，不厌其烦，但左懋第毫不松口，死死咬定清廷必须平等相待。但他并不一味示以强硬，也从其他方面做工作。王廷翰和王言就是这时被派往城中，拜会洪承畴等，“商御书、入城之礼”，争取有利的结果。他指示王廷翰和王言，无论怎么谈，“不以礼接御书，必不入城”，这道底线不动摇。左懋第还写便条给多尔衮、致函满清内院，“以字与□（此字明显系“虏”，原书因刻于乾隆年，刓之以避，而代以□或■。下同）之摄政王，以书与其内院，折之以礼”。与此同时，给马士英、史可法写信，将目前情形以及自己采取的立场、策略，汇报朝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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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十日，可谓第一战役。左懋第既坚不可摧，又采取主动，工作极有成效。凡是他想传达给满清的信息，不论虚实，悉数送到，而且全部发挥了作用。例如对清廷前明旧臣开展工作，尽管后者个个畏首畏尾，但实际上左懋第并不指望他们出面相助，目的只是对他们造成心理压力，使廷议出现微妙因素。又如他与清廷“通事”打交道，晓之以理同时，也虚张声势，甚至放出狠话：“义尽名立，师出有名，我何恤哉？”[47]言下之意，使团此来并非讨饶，是先礼后兵；一旦仁至义尽，大明也不辞一战。这些策略，全都奏效。“斯时朝士未知江左虚实，心惮懋第，乃议以鸿胪寺处之。”[48]十日僵局，终以满清让步而了却。鸿胪寺是古代的国家典礼、礼宾机构，掌内外重大礼仪事宜。虽然受制于当时邦交理念，鸿胪寺对外国使节以“朝觐”、“入贡”视之，但没有那种基于主、属国关系的明显歧视意味。实际上，南京使团从四夷馆改由鸿胪寺接待，就是争得了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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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正如清廷派遣专员、以正式而齐备仪仗，将使团迎入城中所表示的那样。十月十二日，“遣官骑来迎，建旄乘舆，肃队而入。”[49]《北使纪略》有相对细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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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鼓吹前导，捧御书从正阳门入城，使臣随之，左部院素服素帷，（夷）将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鸿胪寺居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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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服素帷”，是对崇祯皇帝肃哀，同时无疑也很能在视觉上吸引和感染路人，此外还有隆重的仪仗与乐队，经正阳门堂堂正正进入皇城——起码以声势而言，大明使团重返旧都，足够尊严。这尊严来之不易，以当时明清两国强弱对比论，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大胜。有趣的是，左懋第在《奉使不屈疏》中向朝廷报告此事，只有不动声色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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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晚，有□礼部乂奇库来迎。臣等随于十二日早拜发御书二道，选官持捧，同乂奇库前行，而臣等随即入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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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笔调，我们知道他在内心屏息敛念、绝不疏怠，精力高度集中，随时准备新的较量，根本顾不上丝毫的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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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紧接着，当天就遭遇新的刁难——捧御书的官员没有能够将御书呈递出去，而是原样捧回了鸿胪寺。左懋第得到的汇报是，满清方面“欲以御书送礼部”，捧御书官员知道事关原则，而加以拒绝。其含义如何？陈洪范告诉我们：“（夷）以谢礼为贡，以天朝御书同于他国贡文，以故御书不敢轻与。”[52]第二天，左懋第与满清礼部官员面争，理论的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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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折之曰：此御书应达尔摄政王，即不然，亦自内院转达；无到礼部之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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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所赍，是明朝正式国书；作为对等的国与国交往，它理应由清廷最高行政级别接收，如果交给礼部，等于明朝自降一格。这些讲究，貌似繁文缛节，其实是国体所系。所以，双方全都斤斤计较。满清方面是见空子就想钻，南京使团则严防死守。当天御书递交未成，第二天（十三日）一大早，就有四位满清礼部官员赶至鸿胪寺，“径索御书，欲先拆看，其言甚□（悖？）。”左懋第严辞拒绝，来者仍纠缠不已，“必欲即刻力索，甚至■（悖？）语云‘各国进贡文书，必由礼部看过方入。’”左懋第“怒折之”，以上语将其顶了回去。四官员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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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一位满清大僚现身鸿胪寺。《奉使不屈疏》说，此人名“刚邦把什”，“又名刚林，具（居）内院之首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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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史稿》刚林传，此人瓜尔佳氏，属正黄旗。清天聪八年（1634）“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55]。崇德元年（1636）授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56]，是满清最早的“宰相”之一。但左懋第所称其“居内院之首”这一点，传中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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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清世祖实录》。有几条记载，似可验证左懋第之说。例如，顺治元年十月一日也即明朝使团抵张家湾的前二天，顺治皇帝莅临北京郊祭大典，“上衣黄衣，南向坐。诸王文武各官侍立。鸣赞官赞令排班，大学士刚林从东班升阶，正中跪。学士詹霸于案上捧宝投刚林，刚林捧宝奏云……”[57]十一月廿三冬至日告庙，“上跪，诸王皆跪，赞读祝文。大学士刚林入殿内，跪于案左，宣读祝文曰……”[58]由此看来，说刚林“居内院之首”，即无其名，亦有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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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满清“内院”，也略加说明。它与明朝的“内阁”相仿，入关前已有而权限较小，入关后经洪承畴等建议：“按明时旧制，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渐，意至深远。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59]提升了它的权限，赋予“票拟”（起草圣旨）的职能。雍正间，这一地位渐为军机处所代。总之，将顺治初年的满清内院视为与明朝内阁对等的机构，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左懋第坚持，所赍御书倘若不直接面呈多尔衮，至少应由内院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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