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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指唐代名帅郭子仪，他一边花天酒地，一边不断打胜仗。黄蠡源举这个例子，来微讽史可法的躬劳是不必要的。史可法则笑而不答，无话可说。其实，他前面讲了，“公等皆受用人”。各位都是会享福的，而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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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至此，不能不提到明代的“享乐主义”气质。虽然这朝代，有许多人辗转冻馁之间，“人相食”情形也并不少见，但它的确以享乐主义为其突出和基本的气质。自古以来，饮馔之精，居止之适，娱乐之盛，无过乎明代的。这方面，不知留下多少遗韵。我们看徽州明代民居，到处有不厌精细的砖雕、窗雕。我们看至今藏家爱不释手的明式家具，造型何其优雅，材质何其奢华，气息何其怡然。我们看苏州诸多私家园林，无论创意、布局或情调，都将生活的愉悦升华到极致。我们还不曾谈论明代的瓷器、戏剧、绘画、服饰、图书……其实有个浓缩了一切的窗口，就是秦淮河畔那座座院坊和如云的姝丽，其间的陈设、品位、才艺、情趣和欲望，对明代享乐主义之表现，可谓纤细无遗、妙到巅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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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温柔富贵之乡，我们却面对一位苦行僧般的“宰相”。他与所有享受无关，不论饮食男女。崇祯八年被任职皖南以来，他实际就是鳏夫，夫妻异地，自己也从不近女色，中间除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丁忧三载，一直鞍马在外，“年四十余，无子”。在到处声色犬马的氛围中，这实在是很“另类”的存在。我们不说偎红依翠的名士风范，也不说穷奢极欲的马、阮之流，当时，即便历来目为粗人的武夫，也都沉湎享乐不自拔。四镇之一刘泽清，在淮安大兴土木，宫室之丽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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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明末，无论正邪，都找不出第二个这号人物。所以，把史可法看成英雄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平凡或朴素。“公等皆受用人”，在那业已习惯享乐、从皇帝到文武众官不享乐毋宁死的时代，这个生来不懂抑或不善于“受用”的人，只能像头老黄牛，将重轭套在脖子上，一步一踬，独自垂头走着。而边上的人，还投以奇怪的目光，认为他无济于事。的确无济于事，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如何撑得住？看看满朝上下的朝云暮雨、恬嬉风流，即知史可法徒劳一场必不能免了。但他的意义，本不在于成功，而在力行——事不可为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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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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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文，有两个心愿。其中之一，想把史可法从英雄光环笼罩底下往外拽一拽，而还他以血肉。材料读得越多，越觉得那光环对他有极大遮蔽。他受的苦，他的黾勉支撑，他的心力交瘁，以及愁闷、寂寞、黯淡……这些我真切看到的东西，在光环下统统不见了，只剩下义薄云天和高山仰止。四百十一年，崇隆每增添一点，我们与他内心的距离也拉大一点。当只能摆着凛然、威严的姿态，变成史公祠的一座塑像时，他就完全扁平化了，成为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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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忠正公集》卷三所收十四通家书和五份遗书，对此感受格外强烈。那是人所不知的史可法；至少，在我如此。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左支右绌、半筹不纳。既忧老父沉疴，复虑妻母不和，还要操心弟弟的婚事和前途。每信，从无片语豪言，更不见半点风花雪月、闲情逸致，有的只是焦劳与苦恼。我对两个方面印象最深，一是拮据，二是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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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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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费艰难，又添忧恼，乞父亲凡事宽解……京中诸物腾贵，日费艰难，前吴逢顺、刘应奎寄去些须，恐不足用，不妨暂贷于诸友，容男陆续补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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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都中米珠薪桂（米如珠，柴如桂；极言其贵），欲寄盘费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敌退后。诸亲友处，可以借贷权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劝留之为是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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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家尽指望于他，而崇祯以来由于内乱边衅，物价飞腾，仅米价即至万历间十倍以上，史家捉襟见肘，不得不告贷维持。借钱的事，几乎每信都有提到。除了负担父母妻弟生活，偌大家族，叔伯姑舅人等，亦不时给予照顾、支出。例如，五婶母不知出了何事需帮衬，史可法无奈竟让妻子变卖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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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婶母事该当相助，但此时手中空乏，不能顾人。今寄去银十五两备用，夫人可将首饰变卖用度，将寄去银，以数两与之，亦阴德事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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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有时书信竟至如同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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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寄书仪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爷过节，一两奉五婶母，一两奉舅太太过节，以二两奉三弟买书，余不能概及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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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某信，史可法曾流露对寄钱回家被抢的担心，没想到，居然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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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此春月，当为可模急完亲事。男欲寄些盘费，因途间难行，前令承差丁应扬寄银三十两，为家中杂费，竟被北兵抢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轻寄。都中亲友有可借处，父亲设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还。惟望父亲母亲宽怀珍重要紧，勿以男为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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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拮据之愁，不限于家用，公职中复如是。下信谈及办公费用的极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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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巡抚年余，仅有四百三十金公费，七百金纸赎，而岁用几至二千两，其不足者，皆于别项代支，尚无偿补之法。近因敌犯内地，又将一年公费，捐以充饷。道途奔走，纸赎全无，窘索太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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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常”，是我对史家气氛的感受。这个家庭，普通到有些俗气。那些磕磕碰碰、怄气使性，北京的胡同人家至今犹然。家书中，为各种琐事而周旋、劝释、赔小心、唉声叹气的史可法，满脸烟火色，浮现着地道平民的忧沮愁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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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大家庭，亲眷众多，虬结缠绕。除了“太爷”、“太太”（即父亲、母亲），夫人和弟弟史可模（史可法有时称他“八哥”，大概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信中还提到三太爷、四太爷、舅太太、三弟（即堂弟史可程）、大舅、五婶母、大兄，以及杨太爷和杨太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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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太爷、杨太太，我认为就是史可法岳父岳母——也据而可知，史夫人姓杨。太爷、太太，是当时对父母的称谓；父为“太爷”，母称“太太”。史可法的十四封家书中，两次提到杨太爷、杨太太，而两次都是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其为夫人之父母，甚明。一次说：“杨太爷太太及阖家想俱平安，见时为我致意。”[41]另一次说：“不知太爷病体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杨太爷、杨太太近日俱安否？”[42]前信问安岳父母阖家，后信以双方父母并叙，意皆甚明。另外，乙酉四月二十一日扬州城破前所留遗书，也以“太太、杨太太、夫人”并提，云：“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43]此三人乃史可法之至亲者，亦当无疑（其时史父已于崇祯十二年病故；未提杨太爷，谅亦如此）。所以，史夫人姓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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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讲一下这个问题，是因以往朱文长有这样一种说法：“史可法最初娶李氏为妻,次娶杨氏。因为后者较前妻身份更高,因此他视她为第一夫人,并尊称‘太太’。”[44]不单称史可法有正侧两室，且具体指出她们的姓氏。倘使果如朱文长所说，史可法家信和遗书中不会没有踪影，但我们将它们逐字读下来，并无一丁点迹象。相反的，所有家信和遗书表明，史可法只有一位妻室。大家知道，史可法膝下无子，他在写给夫人的《家书八》中谈到此事：“如今我年已长，又无子嗣……目下分离，日后自然聚会，万一上天见怜，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尽，何必忧愁。”[45]明显地，话语只预设了一个对象，亦即收信者。换言之，对史可法来说，子嗣之谈，除夫人外再无其他对象及可能；假如有侧室，像“万一上天见怜，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尽，何必忧愁”这种话，明显是不可以用来宽慰正室的。另外，《明史》明确记载史可法曾回绝夫人“置妾”建议，更可证他绝无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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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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