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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为什么朱文长仍然发明了侧室之说？一番旁搜远绍，我发现大概出于《家书八》这样一句话：“杨太太肠窄，凡事须要宽解。夫人虽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47]朱文长必定妄度了“杨太太肠窄”几个字，觉得很像在调解大小老婆之争，于是附会出一个“侧室杨氏”。前面，我们已经辨明，“杨太太”乃史夫人之母。而朱文长为何张冠李戴？很简单，他将“太太”的意思搞错了，以为明朝也和现代一样，以“太太”称夫人，不知道那时“太太”不是配偶而是“母亲级”（妈妈或岳母）的称谓，所以才有“他视她为第一夫人,并尊称‘太太’”这样的无稽之谈。不过，朱文长何以不但杜撰了正侧二室，且指那位“正室”姓氏为李，我们就毫不知情了。我知道的是，史家确有位李氏儿媳，但她却是史可模之妻，史可法曾在信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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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封家书，写于崇祯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二月之间。这时，史可法人在安徽，担任安庆、庐州（今合肥）、太平、池州四府巡抚。北方家中，父亲身患重病，几经反复之后死去。除了惦念父亲的病情，史可法另外操心不已的，是家中几个女人：母亲尹氏、夫人杨氏和岳母杨太太。看起来，她们均非知书达礼之人，细大不捐，易生龃龉，而难于谅人，常置史可法于一地鸡毛。过去，我们习惯于英伟人物身后，站着胸怀宽广、品性高拔的女性。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岳母刺字的故事；与史可法同时的左懋第，身后也有一位刚烈而识大体的母亲。但这故事模式，到史可法这儿却烟消云散。关于岳母杨太太，前面有“肠窄”一语。又曾在给弟弟史可模信中说：“嫂子心窄性执，凡事当谏劝之。”[48]至于老夫人尹氏，他不能口议母非，我们只见他给弟弟信中以“素多忧虑”[49]、“心窄，凡事须宽解之”[50]微言其性情，更多的，要借他与杨氏的通信了解。这些信，再三出现“万万不可灰心”[51]，“不可惹气”[52]，“不可时时愁苦”[53]，“夫人是极好心人”[54]，“只愿夫人作个大贤大孝之人”[55]等叮咛、央求、打气之语，这些话语背后，一般指向婆媳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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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中三位女眷，心胸都与“窄”字沾边。她们的日常交集，将生出多少闲气，一目了然。这当中，最值得同情也许是杨氏。结婚多年而终无一子，在那时是天大的烦恼。夫妻长期分离，迹近守寡不算，侍奉公婆及持家的担子全在一肩之上。这样的日子，即心胸豁达之人也难免愁眉不展。再者，连“夫贵妻荣”这一点，也没沾上光。她为此责怪过丈夫，史可法当时答道：“我在任已经年半，再过年半，就该考满、请诰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请也。”[56]覃恩，一般指皇帝给予臣民的封赏、赦免等，这里具体所指不明，大概是杨氏可以指望的某种恩典。至于“请诰封”，后来大概没有落实。因为未及“再过年半”，史可法丁忧去职。总之，杨氏不但身体辛苦，精神上亦无安慰，她的“心窄性执”只能日甚一日。而史可法所可指望的，仍然是她，每信不断予以鼓励以至恳求，崇祯十一年腊月一封长信最典型，一口气谈了奉公婆、和妯娌（弟媳妇即将过门）、保信心等五件“最要紧之事”，读来苦口婆心、烦言碎语：“太太娶了八哥媳妇，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务须含妨，不可存一点成心，只要求公姑欢喜，让得人，受得苦，才是享福之人。”“何必忧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个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们便是有福之人，务要多方劝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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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畏大人”传统，位高权重则“异于常人”。史可法位非不高，权非不重，但我们看他的家庭生活以及所纠结之事，与常人有何不同？即有不同，似也是愁烦更多不少。我们并非廉价谈论什么“从神到人”、“从英雄到普通人”。我从中想到的是，像这种易被宏大叙事架空的历史人物，恰恰要回到日常状态，从生活情态切入，才能重新感知他，恢复对他的新鲜感，找到为之设身处地的情境。比如，我注意到他文字中有个常见的字眼：“苦”。通信《与杨某》，以下语自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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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事事苛细，徒自苦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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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难前，遗书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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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在宦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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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弟弟史可模的遗言，同样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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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城日夕不守。劳苦数月，落此结果，一死以报朝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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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苦”字，在以往对他的议论中，似乎无人觉得可以注意一下。赞美他的人，好像不便提到“苦”，好像他如有这种心情和感受，则有损于形象。批评他的人，又无视他的“苦”，拿不成功求全责备，质问他的能力，或究竟办成了哪一件事。但双方其实没有分别，都从“大人物”角度看他，想象他三头六臂，或用三头六臂要求他。其实他和常人一样，也两条胳膊两条腿；而所处局面，无论家事国事，却到处一地鸡毛。里里外外看下来，史可法既当不起英雄的光环，却也绝不该担负某些袖手清谈之辈的率意苛求。末日时刻，他有这样的感慨：“身死封疆，实有余恨。”[61]又说：“遭时不遇，有志未伸。”[62]他自知不成功，是失败者，而并不需要别人似乎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地指出。他带着余恨死去，有志未伸，心留惭愧。可实际看一看，他的志怎么个伸法？我不厌其烦，描述他的日常景状及种种琐事，一是还他以普通和平凡，另一面，也作为弘光政局的一番隐喻。后者的一地鸡毛，毫不逊于史可法有点焦头烂额的家中情形：七姑八嫂、人多口杂；左右掣肘而众难群疑，上下不睦而恩牛怨李，补苴罅漏而计尽力穷，跋前踬后而动辄得咎。就像韩愈描绘过的那种情形：“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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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继前面讲过以“凛然、威严的姿态”把他做成塑像那种遮蔽之后，现在要讲另一种反方向的遮蔽——因他身系中枢、位高权重，就觉着他无所不能或应该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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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遮蔽，无过乎顾诚《南明史》。此书针对历来对史可法的称道，大做反面文章，给予几乎全部负面的评价，其强辞夺理、略无恕悯，到了罕见而怪异的地步。在史可法研究还很稀薄的情况下，这种声音会无形地放大。许多缺乏阅读古籍能力，不得不借今人著作了解历史的读者，很难辨别里面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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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对史可法形象的改写，集中见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不及翻至正文，我们即能于目录看见第二节标题写作“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南窜”这种词，几十年来都被革命话语当做一种丑化而用于匪帮敌寇，眼下竟加诸史可法，令人不由讶然，诧异作者何以鄙之如此。通读之后，原因又并不曲晦。第一，作者对弘光间正派力量都不抱好感，在他眼中不光史可法，东林-复社这股知识分子新兴政治力量亦属丑类：“直至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64]第二，史可法的“联虏平寇”，尤为其所不满：“似乎他在考虑同清军作战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实意图仍然是尽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见，继续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65]通过用词，我们清楚体会到了作者的感情倾向。熟悉昔日笔法的读者知道，“真实意图”、“配合镇压”，都是用于“批判”和“揭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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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史可法或明朝当局报“君父之仇”、以李自成为不共戴天之敌，乃当时伦理上必有之义，“平寇”先于“却虏”的顺序也实出必然（且不说彼时满清击走李自成，对明朝还算“有恩”）。本来，这都是昭然若揭、天下大白的道理，哪有什么需要隐藏的“真实意图”。至于“镇压”字眼里所含“当代义愤”，更非情理可解；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可法也不曾读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66]这种论述，难道身为明朝枢臣，他还应爱戴李自成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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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涉史可法而罔顾事实的笔触，比比皆是。例如，高杰死后，高夫人请以其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而史可法不允。顾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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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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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这样的说法，不知其据何书何载。我从诸记看到的刚好相反。史可法不但从未以“流贼出身”嫌弃高部，反而对其格外重视、倚重，以致有一定“偏爱”。这一点，从当初高杰争扬州时即如此，扬州市民对史可法的处理很有意见。史可法这种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高杰实力最强，史可法心中将其视为北进的希望；其次，跟高杰为人有关，他野蛮粗狠、杀人如麻，但心地直爽、尚可感化，是个鲁智深式人物，后来证明确实如此。总之，史可法对高杰和他的部队不但没有“政治偏见”，简直还可以说另眼相待。同样，史可法在高杰部威望很高，根本不像顾诚说的感情有待“增进”。而当日情势（睢州大变后），史可法与高部间这种感情色彩，与其说该加强，不如说正好要适当淡化。他是朝廷在前线负责全局的督师，江北有四镇，非高部一镇，而四镇修怨日久，睢州大变后黄得功、刘泽清等正摩拳擦掌、寻隙滋事，冲突一触即发。往日，史可法既已令人觉得对高部不无偏倚，此时此刻，息事宁人犹且不及，再收高子为义子岂不火上浇油？高夫人之请，意图甚明，而史可法的不便应允，也是一目了然。此与“流贼出身”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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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明史》读到这类段落，我每每不知所措。直接看其议论，会以为作者于若干史实懵然无知，乃有与明确事实大相径庭的错判。但我们很清楚，原因不在此。作为资深的明史专家，那些并不偏僻的材料，理应在其所阅之中；恐怕，还是积年训养下渗入思维的“阶级斗争”意识及其史学模式起了作用。自五十年代或更早一点，以政治义理强史以就，便是当代史学根深叶茂的传统。代表者如郭沫若，学问未必不深厚，对史实未必不胸悬明镜，却在具体论述上，往往义理挂帅、以今昧古。这种风韵被泽数代，直至今日仍属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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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像 清•叶衍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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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衍兰（1823-1898） 清代后期书画家，叶恭绰的祖父。他这幅史可法像，虽亦出自想象，但至少尊重史可法同时代人的目击，没有虚饰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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