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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49 “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这样的说法,不知其据何书何载。我从诸记看到的刚好相反。史可法不但从未以“流贼出身”嫌弃高部,反而对其格外重视、倚重,以致有一定“偏爱”。这一点,从当初高杰争扬州时即如此,扬州市民对史可法的处理很有意见。史可法这种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高杰实力最强,史可法心中将其视为北进的希望;其次,跟高杰为人有关,他野蛮粗狠、杀人如麻,但心地直爽、尚可感化,是个鲁智深式人物,后来证明确实如此。总之,史可法对高杰和他的部队不但没有“政治偏见”,简直还可以说另眼相待。同样,史可法在高杰部威望很高,根本不像顾诚说的感情有待“增进”。而当日情势(睢州大变后),史可法与高部间这种感情色彩,与其说该加强,不如说正好要适当淡化。他是朝廷在前线负责全局的督师,江北有四镇,非高部一镇,而四镇修怨日久,睢州大变后黄得功、刘泽清等正摩拳擦掌、寻隙滋事,冲突一触即发。往日,史可法既已令人觉得对高部不无偏倚,此时此刻,息事宁人犹且不及,再收高子为义子岂不火上浇油?高夫人之请,意图甚明,而史可法的不便应允,也是一目了然。此与“流贼出身”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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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51 从《南明史》读到这类段落,我每每不知所措。直接看其议论,会以为作者于若干史实懵然无知,乃有与明确事实大相径庭的错判。但我们很清楚,原因不在此。作为资深的明史专家,那些并不偏僻的材料,理应在其所阅之中;恐怕,还是积年训养下渗入思维的“阶级斗争”意识及其史学模式起了作用。自五十年代或更早一点,以政治义理强史以就,便是当代史学根深叶茂的传统。代表者如郭沫若,学问未必不深厚,对史实未必不胸悬明镜,却在具体论述上,往往义理挂帅、以今昧古。这种风韵被泽数代,直至今日仍属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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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56 史可法像 清•叶衍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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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58 叶衍兰(1823-1898) 清代后期书画家,叶恭绰的祖父。他这幅史可法像,虽亦出自想象,但至少尊重史可法同时代人的目击,没有虚饰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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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63 史可法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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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65 收信人不明,内容是推荐两位将领。一名赵彪,“蓟边人”,一名张士元,“辽左人”。从两人籍贯看,信中“左营”应即左良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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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70 有史可法、杨继盛题跋的岳飞“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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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72 2009 年据称发现一幅岳飞遗墨,更巧的是上有杨继盛、史可法两人题跋。杨题:“武穆真迹。”史公所题在右侧:“⋯⋯考椒山(杨继盛号椒山)生平事迹,忠勇之处不让武穆,此卷可称双忠合璧矣。”2011 年3 月1 日《扬州晚报》报道:“近日,故宫博物院专家将来扬作最后鉴定。”下文不知如何。岳飞真迹至今无一可以确认,此幅更是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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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77 乾隆表彰史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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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79 满清在杀掉史可法一百年后,对他大力表彰。乾隆四十二年,爱新觉罗•弘历御题“褒慰忠魂”,亲制题像诗并文,共史公画像、家书,及大学士于敏中抄缮的《复摄政睿亲王书》、诸廷臣对御诗的和韵之作等,作为一卷装潢箧贮,置梅花岭史祠:“此卷如有愿求展阅者,亦听其便,但当加意护守,勿使稍致污损。”(《赐题遗像谕旨》)上即卷中部分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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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84 同治刻本《史忠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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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86 史可法既获清廷官方表彰,由义子史德威曾孙史开纯响应乾隆圣旨,将遗稿“分编列为四卷”,是为《史忠正公集》。书中文字,多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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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88 定策及督师江北以来,史可法的言策、举措、行状,有大量材料及记述,《南渡录》《甲乙事案》《幸存录》《圣安本纪》《国榷》《明季南略》《爝火录》等等,载之甚明,仅史可法亲上奏章,《史忠正公集》即收有二十三篇全文,它们虽经满清改窜,却仍不失研究工作的资料首选,而《南明史》颇置不顾,极乐意采信某些非主流言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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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90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这就是被许多人盛誉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来面目。[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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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92 阎古古(尔梅号)其人,血气恣扬,慷慨激昂,有侠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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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94 破产养死士,罹狱几濒于死。手刃爱妾亡去,历齐、楚、蜀、粤、秦、晋、燕塞。被株连者数十百家,时有不及附范孟博之叹。[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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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196 他是豪杰品质、激情性格,义薄云天不假,可往往行事冲动,但凭胸臆而激于一时。他的诗,就反映着这类特点。时人论之:“出古古口中,都无恒语。”[70]“徐州阎古古尔梅,独工七律,对仗极齐整,时有生气,亦颇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处太多耳。”[71]因了这性情,加上沛县地近山东,他以往在山东游历多、感情深,收复愿望特别迫切,惜乎想法如其诗,“粗率廓落处太多”。他“散家财万金,结豪杰,往来山东、河南,数有兵起,旋皆破灭”[72],这种奋不顾身、不计后果、鱼死网破的个人英雄主义,史可法无从效仿。两人身份不同,阎尔梅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史可法不行。史可法是朝廷大臣,手下军队乃朝廷饷银所养,非他个人私募的兵丁,他没法做到阎尔梅那样,仗义即行。况且朝中掣肘、刁难、暗算等种种复杂内情,更非以为“抛头颅、洒热血”即济其事的阎尔梅所能想象者。这就是阎尔梅“数上奇计”,而史可法不能用的原因。至于“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又是怎么回事呢?彼时,高杰被害,史可法星夜赶来徐州,稳定帅位空虚、军心浮动的高杰所部。不料,事情刚刚停妥就传来消息,与高杰宿怨极深的黄得功闻风而动,欲进兵扬州,尽杀高部留在后方的妻子家眷。一闻此讯,高部李成栋等将即从徐州拔城而退。史可法忧心如焚,他要紧急赶往扬州制止内讧,对于阎尔梅之劝留,当然不能从命。此事原委不过如此,顾诚却以此暗示史可法不肯抗清。说到力主“恢复”,满朝上下我不知还有谁比史可法更切盼这种局面,唯一的几乎每奏必言“恢复”“北进”的大臣,不就是史可法么?凡此,顾诚不可能不清楚,然而他却引了几行明显激于辞气的诗句,来揭露史可法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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