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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古古虽然偏激，但忠肝义胆，他对史可法不满系忠义所致，不存恶意。应廷吉就不一样了。应廷吉对史可法暗怀幽怨，其于扬州之变后所著《青燐屑》，以史幕近僚身份讲述许多“独家”见闻。职是之故，它是我们较重视的参考书，然而，其中不少地方挟怨寄私，彰彰明甚，即无慧眼亦不难见——有关应廷吉之怨的由来，及《青燐屑》抹黑史可法之处，后面再具体指出——而《南明史》第五章第四节“扬州失守”，却主要以《青燐屑》为本，尽采其意于史可法不利的说法。如说“史可法惊惶失措，胸中漫无主见”[73]；又说，面对几支逃军，“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74]，似乎“恐生内变”是史可法所编造的托辞；还如，“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足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75]暗示史可法贻误战机、坐以待毙。情节均取自《青燐屑》，顾氏则在此基础上变换字眼，宛转发挥、添油加醋，像“惊慌失措”（应廷吉原话为“阁部方寸乱矣”）、“以……为理由”、“却说”之类，皆属此类小技巧，以将读者印象进一步引向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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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者拿出了一揽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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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然，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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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遑亲读史料的读者，见了这一段，不知将把史可法想成如何渺小可鄙之人。而稍知史事者，则将极诧于作者抹煞、昧没情理一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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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每个具体指责，都无视明确事实，我们现在就一一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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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所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例。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史可法督师江北，最苦无饷，名义上财政应拨钱款数额明确，事实上则迟迟不能落实，诸记以及史可法奏疏中，催讨记录正不知有多少，无奈，史可法不得不思屯田图之，甚至亲至大户人家劝捐……我们且看几个材料。甲申八月，为军饷屡讨不至，性格善忍的史可法罕见地发起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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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知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橐鞬为诸镇前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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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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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杰方刻期进取，为请饷于朝，而马士英以镇将与可法协，为不利己，阴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岂直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高杰请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请粮，今九月矣，岂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士英益靳之，不发，数诏趣出师，可法举示四镇，皆曰：“不能给我饷，而责我战乎？”由是坐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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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史可法敦促朝廷下达“讨贼诏书”，又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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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行最苦无粮，搜括既不可行，劝输亦难为继。请将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朝夕之燕衎，左右之进献，一切报罢……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尽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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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一股清兵首次出现于黄河以南的宿迁、邳州一带，史可法派总兵刘肇基、李栖凤往援，同时将动向上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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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报至南都，士英大笑。时杨士聪在坐，惊问：“何为？”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邪？此史道邻妙用也。岁将暮矣，将吏例应叙功，钱粮例应销算，为叙功、销算地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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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念念于猜忌、掣肘，有此人在，而说史可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罔顾事实，岂可如此？此说之诬史可法，较马士英闻报笑称不过是“为叙功、销算地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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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驭将无能”。若能平心而论，都不会否认史可法固有督师之名，实则迹近光杆司令。且不说马、阮在南京始终作梗、遥加沮抑，即诸家镇将，除高杰后为史可法所感、愿供驱策，哪个不是拥兵自重、唯知自保不肯利国的军阀？史可法对他们确不能驭，然而，原因竟是他“无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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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扬州“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的问题。粗知当时实情者晓得，清兵迫近之前，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马士英西撤对付左良玉，而刘泽清和高部李成栋则各率大军逃至沿江。及满清兵临城下，扬州守军又有甘肃镇李栖凤、高岐凤部及川军胡尚友、韩尚良部先后逃走、投降。不要说野战主力，稍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也不过是刘肇基所率四百余人[81]。如此兵微将寡，你让史可法怎样对装备红衣大炮的多铎大军实施“有效抵抗”？史载颇明：“城内兵能战者少，可法乃闭门坚守。”[82]当此绝境，史可法不动如山，以身殉国，我们又何忍责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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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不可理喻，明军的普遍望风而降，居然也归咎于史可法。稍具理智都不可能无视两个基本事实：诸将都降了，唯独史可法作为督师未降；南京整个内阁班子，或降或逃，唯独史可法未降未逃而死任上。面此事实，“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这句话，究竟想说什么？凡此种种，如果据而认为顾氏对史可法有一种怪异难解的敌意，实在不能算强加于他。不过，怪异难解仅是从事实或“人之常情”角度讲，自顾氏本人观念而言，却一点不难解释。我就从书中读出了两点，一是作者对史可法以“平寇”优先深深嗛恨，无法释怀；二是出于如下一种心迹：“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还是那个“大人物”的话题，亦即质疑史可法是否配得上“大人物”。你都官至宰辅、兵部尚书了，却不能扭转乾坤、一柱擎天；如此，讥而啐之，有何不可？他想必主张英雄和伟人都是伟大、光荣而正确的，而失败和没落如史可法者，必定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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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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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批评史可法，也并不自顾诚《南明史》始。史可法同时代就有这样的声音，乃至出于“同一营垒”，例如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刚刚开篇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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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构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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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定策一事，批评史可法失误。黄宗羲认为，当时，应本着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开诚布公，大胆陈述不迎福王朱由崧而迎潞王的道理，史可法却惧担嫌疑，不能坦荡坚持，反被马士英钻空子，作为把柄捏在手中。单论道理本身，我投黄宗羲一票。然而黄的思想层次——唾弃君主专制——史可法达不到，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派朝臣，而非叛逆者，没有多少批判精神，要他超越礼法是不现实的。再者，史、黄还有一点不同，前者在位谋政，后者是可以率性而论的清流；这个差别远比想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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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阎尔梅，也是一个著名的史可法批评者。但阎尔梅也好，黄宗羲也好，批评史可法乃是基于政治或策略的异见，其间孰是孰非，都可以或者有待辨析和讨论。应廷吉所著《青燐屑》则不同。作为以亲历记面目出现的江北史幕见闻记，其史料价值不必抹煞。不过，文中对史可法的评论乃至某些陈述，心存芥蒂甚而捏造杜撰，是很明显的。下面一段就比较突出。应廷吉说甲申年十一月初四，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时局倍感失望的史可法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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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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