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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知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橐鞬为诸镇前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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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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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杰方刻期进取，为请饷于朝，而马士英以镇将与可法协，为不利己，阴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岂直调和四镇哉？朝廷之设四镇，岂直江北数郡哉？高杰请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臣于六月请粮，今九月矣，岂有不食之卒可以杀贼乎？”士英益靳之，不发，数诏趣出师，可法举示四镇，皆曰：“不能给我饷，而责我战乎？”由是坐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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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史可法敦促朝廷下达“讨贼诏书”，又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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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行最苦无粮，搜括既不可行，劝输亦难为继。请将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朝夕之燕衎，左右之进献，一切报罢……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尽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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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一股清兵首次出现于黄河以南的宿迁、邳州一带，史可法派总兵刘肇基、李栖凤往援，同时将动向上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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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报至南都，士英大笑。时杨士聪在坐，惊问：“何为？”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邪？此史道邻妙用也。岁将暮矣，将吏例应叙功，钱粮例应销算，为叙功、销算地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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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念念于猜忌、掣肘，有此人在，而说史可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罔顾事实，岂可如此？此说之诬史可法，较马士英闻报笑称不过是“为叙功、销算地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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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驭将无能”。若能平心而论，都不会否认史可法固有督师之名，实则迹近光杆司令。且不说马、阮在南京始终作梗、遥加沮抑，即诸家镇将，除高杰后为史可法所感、愿供驱策，哪个不是拥兵自重、唯知自保不肯利国的军阀？史可法对他们确不能驭，然而，原因竟是他“无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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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扬州“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的问题。粗知当时实情者晓得，清兵迫近之前，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马士英西撤对付左良玉，而刘泽清和高部李成栋则各率大军逃至沿江。及满清兵临城下，扬州守军又有甘肃镇李栖凤、高岐凤部及川军胡尚友、韩尚良部先后逃走、投降。不要说野战主力，稍有战斗力的地方部队也不过是刘肇基所率四百余人[81]。如此兵微将寡，你让史可法怎样对装备红衣大炮的多铎大军实施“有效抵抗”？史载颇明：“城内兵能战者少，可法乃闭门坚守。”[82]当此绝境，史可法不动如山，以身殉国，我们又何忍责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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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不可理喻，明军的普遍望风而降，居然也归咎于史可法。稍具理智都不可能无视两个基本事实：诸将都降了，唯独史可法作为督师未降；南京整个内阁班子，或降或逃，唯独史可法未降未逃而死任上。面此事实，“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这句话，究竟想说什么？凡此种种，如果据而认为顾氏对史可法有一种怪异难解的敌意，实在不能算强加于他。不过，怪异难解仅是从事实或“人之常情”角度讲，自顾氏本人观念而言，却一点不难解释。我就从书中读出了两点，一是作者对史可法以“平寇”优先深深嗛恨，无法释怀；二是出于如下一种心迹：“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还是那个“大人物”的话题，亦即质疑史可法是否配得上“大人物”。你都官至宰辅、兵部尚书了，却不能扭转乾坤、一柱擎天；如此，讥而啐之，有何不可？他想必主张英雄和伟人都是伟大、光荣而正确的，而失败和没落如史可法者，必定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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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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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批评史可法，也并不自顾诚《南明史》始。史可法同时代就有这样的声音，乃至出于“同一营垒”，例如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刚刚开篇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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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构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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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定策一事，批评史可法失误。黄宗羲认为，当时，应本着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开诚布公，大胆陈述不迎福王朱由崧而迎潞王的道理，史可法却惧担嫌疑，不能坦荡坚持，反被马士英钻空子，作为把柄捏在手中。单论道理本身，我投黄宗羲一票。然而黄的思想层次——唾弃君主专制——史可法达不到，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派朝臣，而非叛逆者，没有多少批判精神，要他超越礼法是不现实的。再者，史、黄还有一点不同，前者在位谋政，后者是可以率性而论的清流；这个差别远比想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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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阎尔梅，也是一个著名的史可法批评者。但阎尔梅也好，黄宗羲也好，批评史可法乃是基于政治或策略的异见，其间孰是孰非，都可以或者有待辨析和讨论。应廷吉所著《青燐屑》则不同。作为以亲历记面目出现的江北史幕见闻记，其史料价值不必抹煞。不过，文中对史可法的评论乃至某些陈述，心存芥蒂甚而捏造杜撰，是很明显的。下面一段就比较突出。应廷吉说甲申年十一月初四，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时局倍感失望的史可法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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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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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地透露，设四镇主张出自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积极支持，自己只是别无良策而予以附和。这是《青燐屑》的独家“爆料”，只能用闻所未闻形容。此外所有记载表明，设四镇虽经内阁集议，但构想来自史可法；史可法本人《议设四藩疏》也明确写道：“臣酌地利，当设四藩。”[85]我们若拿“爆料”与事实相对照，对于史可法很难不留下推卸责任、饰非掩过的坏印象。然而稍析之则可知，此必为伪说无疑。史、应二人之间，远非可寄以心腹的关系。史幕左右甚多，这番话如非同寻常，与闻者必非应廷吉，如可逢人便说，又为何只有应廷吉知道、别人均无所载？最最明显的，里面有个致命漏洞，即“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这句话。当时，高杰已率军北进，史可法半年来努力总算看到一点进展，他怎么可能在这时愤然提出“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且将高杰包括在内？其说之伪，立然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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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燐屑》里，这种意在抹黑史可法的笔触，并非个别，而是处处可见。如丘磊被杀事，“虽史公奉旨而行，实东平（刘泽清）修怨为之也。”[86]微讽史可法杀丘磊以满足刘泽清，此亦《青燐屑》独家之说。“四方倖进之徒接踵而至……廷吉病之，白史公曰，是皆跃冶之士，究无实用……相聚数月，既无拔萃之才，亦无破格之选。”[87]说礼贤馆尽收留一些无用之辈。理饷财政也很失败，“复以周某为理饷总兵，兴贩米豆，官私夹带，上下为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88]“遂议屯田”，“迄无成功”，应廷吉为指其弊，而“公不以为然，强之视屯田佥事事”。[89]军事防务上搞形式主义，“沿河筑墩，以为施放炮火之地”，应廷吉指出黄河沿岸为沙地，“土性虚浮”，“安能架炮”，“而同事诸公，方欲以筑墩多少居为己功”，不听[90]。后面又就扬州的失陷，历数史可法的种种失误（即顾诚《南明史》所乐于采用者）。览其全文，史可法除了精神尚属可嘉，别的一无是处，就连他宵衣旰食、夙夜辛劳，也是工作不得要领的明证（前引黄月芳的劝谏），难怪顾诚能以《青燐屑》为本，据而得出史可法“毫无作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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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青燐屑》对史可法的描述几乎都是独出机杼的“孤证”，我们纵表怀疑，却没有办法否证，特别是涉及很具体的细节时。不过，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看他的行文，看他的逻辑，由此确定他写作态度是客观唯实，还是意气用事、昧私爽言。就此，我们可以注意两点。第一，作者对史可法不够重视自己，相当失望。他几处描写史可法不辨贤愚、不纳嘉言，都与自己有关，同时对史幕中有人受到更高礼遇，怨艾不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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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渭是年充岁贡生，赴扬谒见，实有非分之望。公优礼有加，剧谈不倦。及试职衔，识卓议高，词采濬发，原拟压卷；公手其文，击节叹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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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暗讽史可法喜欢谀奉。这个卢渭，就是马士英排挤史可法出京时，“率太学诸生乞留可法”[92]并说出“秦桧在内，李纲在外”[93]名言的那个人。应廷吉用显而易见的渲染，隐指史可法对卢渭到来所予隆重礼遇，包含私心。同时在别的地方一再暗示，对于像他这样无故非亲之人，史可法态度完全不同，人、言俱不能用。其中他觉得较为有力的一例，是史可法“锐意河南”、他则主张“取道于东”，认为首选应为山东，强调彼地百姓“翘望王师如雨济旱”，“义声直进，彼中豪杰，必有响应者”，效果一定超过河南，史可法却拒不采纳。[94]还有几件事，应廷吉也感到自己理由充分，都被置若罔闻。这让他明显负气，并用情绪化的笔触来表达心中不满。比如，这么描写高杰的出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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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返旆，决意河南之行。番山鹞（高杰绰号）于初十日祭旗，风吹，大纛顿折，红衣大炮无故自裂。杰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应廷吉私谓人曰：旗断炮裂，已为不祥，今十四日，俗称月忌，又为十恶大败，何故登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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