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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谥“忠正”。乾隆皇帝并亲制御诗一首，题于史可法画像；命大学士于敏中及以下七人，步其韵各作诗一首；又命于敏中专门到“内阁册库”找出史可法当年给多尔衮的复信，由于敏中抄写之后刻碑；次年正式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祠。至此，史可法咸鱼翻身，从死无葬身之地，一跃而为享有个人专属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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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未完。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抗战爆发，史可法成为与文天祥齐名的民族英雄。这形象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初，正如我们从史公祠诸多题辞看到的。而仅隔数年，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文革”尚未正式开始，《文汇报》发表了《应该怎样评价史可法——评中国历史小丛书〈史可法〉》一文，判定他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虽然“文革”仅维持十年而破产，这评价却并未随之销声匿迹，反而似乎作为“经典”视角或关于史可法的条件反射，沉淀在一些人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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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体会，五花八门各种评价中，以陈去病《五石脂》转述的张伯玉一番话，与一年来感受最相投契。陈氏介绍说：“有山阳人张伯玉者，名璵若，曾以布衣参公军，特为文祭公。”这位与应廷吉一样的督师府昔日幕僚，如此表述史可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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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公居无如何之时，值不可为之地，而极不得已之心。当夫天崩地圮、日月摧冥，不死于城头，而死于乱军。无骨可葬，无墓可封，天也人也？亦公自审于天人之际而为之也！[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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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人也？我于史可法，取那个“人”字。尽人事以听天命。他所做的，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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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曾翻印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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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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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中华书局，1974，第1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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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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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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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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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史可法《祭左忠毅公文》，《史忠正公集》卷四，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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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第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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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十地部五，龙门山，中华书局影印，1995，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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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古籍极少却非完全没有以周岁来算的，例如《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而没”，考孔子、刘向、扬雄三人生卒，可知这里的七十二、七十一岁都是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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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传弟四十四，黄山书社，1990，第161页。附注：这里“弟四十四”，并非“第四十四”之误；马氏身为桐城派大家，用字刻意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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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中华书局，1974，第1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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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中华书局，1974，第6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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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耀东注译《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选》，三联书店（香港）、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0，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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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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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史稿发刊缀言》，《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14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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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74，第7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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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鼒《小腆纪传》列传第三，史可法，中华书局，1958，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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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中华书局，1974，第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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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74，第7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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