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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10 我所指的是:小人系统为使攫夺过程不受干扰、攫夺成果最大化,使出浑身解数,破坏国家权力形态,扰乱其组织,使有序变无序——古人谓之朝纲荡然、法纪废弛。这才是历来小人政治重创社会、历史之最甚者。与此相比,有形、具体的招权纳赂,从物质和实有层面挖国家墙脚,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它拆毁的是国家形式、机制和原理。古代各种制度本来阙漏就多、粗疏不密,而再经这种淆紊,真可谓国之不国。历来,仅有贪腐都还不足以亡国,一旦到了纲纪荡然的时候,才彻底无可救药。对以马士英为首辅之后的南京,当时的人以及后世观察家,一般都最痛心疾首于贪腐一端,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指出,它真正可怕的征候,在于国事已无法做任何有组织的管理,或者说,一切需要有组织地管理的事务都不能展开。从甲申年五月到乙酉年五月,终弘光一朝,如历梦幻,一事无成,根由就是国家组织功能丧失。当时虽然风雨飘摇,东南一隅局面尚稳,但社会未乱,中枢却已坏死,国家遂为有身无头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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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15 彩绘《三国演义》•云长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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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17 拔襄阳郡 金协中绘论忠勇二字,黄得功像极关羽。但两人相类之处更在于缺点,都不能顾大局,只不过关羽已被理想化,手里握着一本《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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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22 彩绘《三国演义》•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金协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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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24 高杰有张飞之猛,连心地的浑朴也有几分相像。张飞酒后梦中被怀怨的部将割下头颅,高杰也差不多是这样遭了暗算。但张飞好歹粗中有细,高杰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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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29 彩绘《三国演义》•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金协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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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31 史可法有孔明之德,而乏其才。他做到了鞠躬尽瘁,而不能更多。这当中,整体现实的制约超过了他的个人局限性。考虑到现实,他将高杰成功感化,难度不亚于收伏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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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36 江北四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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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38 四镇体系是:以督师一员,驻于扬州,居中调度。下设四镇,以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黄得功分驻淮安、泗州、临淮、庐州。近期防务,远期“恢复”。未来,淮安镇沿山东方向恢复,泗州镇沿开、归方向恢复,临淮镇沿陈、杞方向恢复,庐州镇沿光、固方向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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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40 像设四镇这样的全局性重大军事部署,它的实施与执行,必以正常的国家组织功能为前提。正如南京士民所强调的:“使可法从中调度,则兵粮有着着应手之模;万一可法自行,则虽身任督师,而中枢已更成局,实战守有事事纷扰之渐”。因此,史可法去位之更深层的意味,是从此南京将不再会发挥有效的组织功用。这不仅很快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发展到惊人的地步。甲申年六月,出外督师一个多月的史可法以一道《款虏疏》,敦促朝廷紧急研究对清政策。其中一段,把南京中枢的散架面貌揭示得淋漓尽致:“敌兵闻已南来,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41]几个“何”字,犹如一连串问号,悬挂在南京“庙堂”之上。这是真实写照,朝中衮衮诸公逐日上朝、退朝,但无人知道他们究竟忙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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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42 岂但不起组织作用,反过来还起破坏作用。孤悬在外的史可法,最后徒具“督师”之名,催饷不应,调兵不灵。马、阮视手中权为禁脔,一味猜忌,一味刁难,不仅钱粮蕲而不发,更以“掺沙子”之术,安插亲信心腹加以沮抑,必欲史可法徒劳无功而后快。史可法一度灰心绝念,引咎求退。他于乙酉年一月上《自劾师久无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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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44 臣本无才,谬膺讨贼,亦谓猛拌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赞中兴之治。岂知人情未协,时势日艰。自旧岁五月出师,左拮右据,前疐后跋,初则调停诸镇,继则踯躅河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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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46 此疏之上,事出有因。当时有个卫胤文,“欲媚士英”,提出一个“督师多余论”,说“国家兵事问镇臣,粮饷问部臣,督师赘疣也”。史可法因而乞罢,旨意当然不准,“切责胤文,而谕可法尽职”,“然士英心窃喜之”。不久,马士英“擢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高杰)营将士兵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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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48 单看事实,“督师赘疣也”讲得也并不错,史可法自己都怅叹“踯躅河上”,大半年光阴,碌碌无为、只是虚抛。然而后人从中所见并非史可法无能,恰恰是小人系统在内耗、自耗上释放着怎样巨大的能量。有它从中作梗,就算周公复生、孔明再世,也要落个师老无功的下场。在一群硕鼠啃啮拖拽下,朝廷完全散架,不能组织起来做任何事,像设四镇那样的从指挥到后勤要求百密不疏、环环相扣的军事计划,尤其不可能贯彻实施——此即“既无组织”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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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53 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55]
1706242754 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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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56 继而谈“又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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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2758 “既无组织”是国家层面的无序,“又无理想”却是指个人。盖人都有理想,理想不一定是多么高远的东西。人的一生,小至对工作或所做任何一件事的态度,大到抱负和自我期待,都可视为理想。而理想主义,也不是非具“解放全人类”雄心方可言之,认真做人、凡事不苟、敬业惕悚、问心无愧、力求善美、所得和索取不逾乎奉献及付出,就是理想主义。所以,理想和理想主义,都并不自天上求之,都不是超凡脱众的品质,而应由各行各业求之,从日常生活人人自身求之。一个失去这种品质、从世人心中难觅理想和理想主义的时代,必处没落之中,也必然从根子上出了问题。我们读班超、班固或苏武那样的故事,不独为其传奇色彩击节,而尤为他们矢志以行、践己所诺而肃敬。从他们赤裸的心怀,我们看见上面刻着理想二字,得到什么是做人有理想的启示。明代末年,包括弘光一朝,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仅弘光覆灭前后那段时间,史可法、左懋第、刘宗周、高弘图、祁彪佳、夏允彝等许多人,理想的风采均足光耀千古。虽然我们对这时代有很多指摘和嗟叹,但就理想犹存人心这点而言,它不是历史上最可鄙、可悲的时代。然而我们也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即在明末,理想的态度只见于士大夫、文人,而几乎不见诸武人。整个武人集团中,脱于蒙昧、抱旨而行的例子,微乎其微。这方面称得上完整的例子,历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君,我觉得只有郑成功算是一个。而大量的却是刘泽清、郑芝龙(郑成功父)那种全无礼义廉耻之人。对我来说,明末文武之间在精神品质上的悬殊,已经构成那个时代最具特色和兴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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