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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疏之上，事出有因。当时有个卫胤文，“欲媚士英”，提出一个“督师多余论”，说“国家兵事问镇臣，粮饷问部臣，督师赘疣也”。史可法因而乞罢，旨意当然不准，“切责胤文，而谕可法尽职”，“然士英心窃喜之”。不久，马士英“擢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高杰）营将士兵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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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事实，“督师赘疣也”讲得也并不错，史可法自己都怅叹“踯躅河上”，大半年光阴，碌碌无为、只是虚抛。然而后人从中所见并非史可法无能，恰恰是小人系统在内耗、自耗上释放着怎样巨大的能量。有它从中作梗，就算周公复生、孔明再世，也要落个师老无功的下场。在一群硕鼠啃啮拖拽下，朝廷完全散架，不能组织起来做任何事，像设四镇那样的从指挥到后勤要求百密不疏、环环相扣的军事计划，尤其不可能贯彻实施——此即“既无组织”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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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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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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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谈“又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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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组织”是国家层面的无序，“又无理想”却是指个人。盖人都有理想，理想不一定是多么高远的东西。人的一生，小至对工作或所做任何一件事的态度，大到抱负和自我期待，都可视为理想。而理想主义，也不是非具“解放全人类”雄心方可言之，认真做人、凡事不苟、敬业惕悚、问心无愧、力求善美、所得和索取不逾乎奉献及付出，就是理想主义。所以，理想和理想主义，都并不自天上求之，都不是超凡脱众的品质，而应由各行各业求之，从日常生活人人自身求之。一个失去这种品质、从世人心中难觅理想和理想主义的时代，必处没落之中，也必然从根子上出了问题。我们读班超、班固或苏武那样的故事，不独为其传奇色彩击节，而尤为他们矢志以行、践己所诺而肃敬。从他们赤裸的心怀，我们看见上面刻着理想二字，得到什么是做人有理想的启示。明代末年，包括弘光一朝，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仅弘光覆灭前后那段时间，史可法、左懋第、刘宗周、高弘图、祁彪佳、夏允彝等许多人，理想的风采均足光耀千古。虽然我们对这时代有很多指摘和嗟叹，但就理想犹存人心这点而言，它不是历史上最可鄙、可悲的时代。然而我们也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即在明末，理想的态度只见于士大夫、文人，而几乎不见诸武人。整个武人集团中，脱于蒙昧、抱旨而行的例子，微乎其微。这方面称得上完整的例子，历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君，我觉得只有郑成功算是一个。而大量的却是刘泽清、郑芝龙（郑成功父）那种全无礼义廉耻之人。对我来说，明末文武之间在精神品质上的悬殊，已经构成那个时代最具特色和兴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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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从刘泽清、郑芝龙那种类型说起。由于他们的表现比较极端，反而无助说明问题。我觉得，一般性地了解明代武人的特点，从高杰入手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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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他是天生的武夫，用“将遇良材”称道他这一素质可谓实至名归，历来形容武将神勇的种种笔触，他都当之无愧。关于他，我会想到尼采《悲剧的诞生》“泰坦诸神自然暴力”、“原始的泰坦诸神的恐怖秩序”、“日神前泰坦时代的特征”、“酒神冲动的作用也是‘泰坦的’和‘蛮夷的’”等字眼[44]。泰坦，是希腊神话中巨眼巨手的巨人，象征自然原始之力，西方后世每以“泰坦”表示极雄伟之事物，那艘撞冰山沉没的巨轮“泰坦尼克号”亦得名于此。读高杰传叙，就仿佛面对一个泰坦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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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夫人邢氏，本为李自成之妻，《明史》载：“邢氏武多智，掌军资，每日支粮仗”[45]，诸将都从她手里领取物资。仅此有限交往，竟令邢氏心生慕恋，而决意背叛李自成，投于高杰怀抱。这一则要冒极大风险，绝对是掉脑袋的事情；二来，试想李自成何许人也——堂堂“闯王”，盖世英豪，邢氏却肯为高杰而抛弃之，可见在这美妇眼中，高杰之魅无法抵挡。可惜我们找不到很多对高杰形容的描写，仅于《明史》本传见一句“氏伟杰貌，与之通”[46]，据而想见他应该雄性十足、强壮伟岸，致邢氏难抑其英雄美人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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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氏从女人的角度，为我们鉴定高杰的雄伟，尤其这鉴定是在李自成和高杰之间做出，更令人印象深刻。接着再看同为男人、武夫、自身同样鸷悍的同行的鉴定。前面我们就此讲过黄得功的例子，现在讲另外一个人，他就是将高杰杀于睢州的许定国。关于此人，《明季南略》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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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定国，河南归德府睢州人，膂力千斤。[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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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何，有两个小故事。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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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定国尝与众少年聚饮，众请曰：“欲观公神勇。”许曰：“可！”急跃起，手攀檐前椽，全身悬空，左右换手走。长檐殆遍，颜色不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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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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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定国守河南某城，流贼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国立敌楼，以刀左右挥箭，尽两断，高与身齐。笑向贼曰：“若之乎？急归人障一版，来受洒家箭！”贼挟版至，定国射之以铁箭，枝皆贯人于版死焉。贼惊遁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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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膂力千斤”既无夸张，身手之健更堪惊人。然而，这样一位骁将，对高杰却如鼠遇猫。高杰军抵睢州，许定国“先数十里，跪马首迎”[50]，“下马伏于道侧”[51]，以致高杰都嫌他过分谦卑：“若总兵，奈何行此礼，顾尔众安在？”你好歹是个总兵，这样子，置自己部下于何地？入城后见面，许定国仍“顿首”答话，“杰见其诎服，怜而信之。”[52]在许定国固是一番诡计，以软化高杰，让他失去警觉，但客观上则确实自知不敌，不得不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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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之为虎将、猛将、强将，毋庸置疑。假使“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有点道理，高杰就属于那“难求”的一将。四镇有此一将，不特为南明之幸，亦应是“虏”“寇”之忧。然而且慢匆忙判断，我们对他了解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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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高杰的过往表现，我们发现，他的力量、攻击性以及霸气，历来发泄得不是地方。他与许定国有怨、与黄得功构衅；在扬州，所部“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53]，甚至扣留前来劝解的督师史可法，“止可法于其军，屏其左右，易所亲信者，杖、刀侍侧。可法谈笑不为动”。[54]勇则勇矣，横则横矣，天不怕地不怕，然而除了暴露体内的蛮昧与原始，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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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行为相当残暴，我们所以不把他定性为“恶”，而说“不知意欲何为”，是因确实有一种人，做很坏的事而不自知。京剧《除三害》里周处就是如此，他横行不法，恶贯满盈，以致乡亲将他与恶蛟、猛虎并称“三害”，可他本质不坏，只是灵魂暗昧，经过太守王晋指教，他幡然醒悟了，后来成为有学有节的义士。高杰几乎是周处的翻版，我们从以后的事实相信，他先前的种种，是由于灵魂一团漆黑、一片浑沌。直到被史可法点化，他很像一头被本能驱使着的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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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扣留史可法而“可法谈笑不为动”那一幕后，他平生头一遭知道什么叫敬重，《明史》本传写道：“至是，杰感可法忠，与谋恢复。”[55]脱胎换骨，如迎新生。我们来看看他此后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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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言：“今日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颍、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曰有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邪？伏乞通盘打算，定议速行，中兴大业，庶几可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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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样的议论，谁都不能与过去那个暗黑、野蛮的高杰联系起来。变化非常惊人：他开始具有了大将的高度，表现出大将的眼光和见识，甚至还获得大将的胸襟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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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肯与同列较短长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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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冬，他于北进途中疏言：“臣以一旅之饥军，忍冻忍饥，惟力是视，誓欲收入人心，再整王宇。”[58]字字都是真实写照。又致函清肃亲王豪格：“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贵国之垂鉴也。”[59]所剖陈的心迹，俨然是在圣贤书中浸淫颇深的儒将——虽然稿出左右幕僚，非其亲笔，心意肯定是他的。豪格回了一封诱降的信：“肃王致书高大将军：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求，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同时支使亲熟者也写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