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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其早断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带砺，世世茅社”之语。杰皆不听，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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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高杰真如他名字一样，既高又杰。他最后死于许定国之手，除了骄傲大意，我们更应看到是因为怀抱赤诚，真心与许定国修好、泯却往日恩仇。为这缘故，他随身仅带了千余人，“所部诸将如前三营胡茂贞、李本深、李成栋等兵最强，皆以分镇莫得从”。到睢州一见许定国，高杰即“与之盟，约为兄弟”。许定国请高杰入城是有阴谋的，“左右不可。杰杖妄言者，遂与其杰（巡抚越其杰）等诸文武宾从俱入。从者可七八百人，余皆屯于城东。”[61]他就这样敞开胸怀、近乎不设防地走向一个宿敌——为了“恢复”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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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杰以那种情形遇害，我们认定，他已从不折不扣的“肌肉男”，变成有理想且为之高蹈的杰出军人。依先前的情形推想，他或许终生不能走出浑沌本能和黑暗欲望；现在，却献身于内心所明了和追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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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转变晚了一些，但仍有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实际帮助到明朝。正如我们知道的，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过，他虽不曾影响明代的历史，却有助于我们对明代历史某一方面的认识。他以前后的判若两人，采取自我对比的方式，为我们讲述明代武人的根本困境。还作为一面镜子，供我们参照，去认识他的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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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黄得功。较之高杰，黄得功有他很鲜明的特点。与高杰生性愚鲁不同，黄得功是那种未经教化然而根性朴正的人，他身上，始终有朴素的良善。他解救桐城一城性命后，县人加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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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功深自辞让，而劳苦将士及诸生父老，且曰：“贼已西，一二孑遗，当深耕易耨，而户口流亡，室庐已尽，今吾将获贼牛五百给与民间，有司当劝耕毋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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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性的纯厚，使他天然地合于兵道，“军行纪律甚严，下不敢犯。”[63]以此根性，他原有极好的条件成为一代良将。可惜，这么一个人最终却无缘勇智兼备的境界，而以“肌肉男”的面目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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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的方面，他传奇无数，厕身史上一流武将绝不逊色。这是他的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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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驱驴为生计。有贵州举人杨文骢、周祚新北上，于浦口雇其驴，初未知为豪杰也。道经关山，突遇响马六人，文骢、祚新等亦娴弓马，欲与之敌。得功大呼曰：“公等勿动，我往御之。”时杨、周管家亦颇材武，已于驴背跃下。行李与牲口重数百斤，得功一手挟驴，一手提行囊，突扑响马。响马大惊，乞止之，且曰：“有言相告。”得功不听，扑击如故。响马急，齐下马罗拜曰：“老兄真英雄，吾辈愿拜下风，勿失义气。”得功方止。[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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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风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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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神勇，杀贼，贼不敢逼视。得功一部，皆为精兵。每与贼战，辄饮酒数斗，提铁鞭上马，前自冲阵，而三军随之。得功威名振于贼中，贼相戒勿与黄将军苦战……于是，江、淮之间以得功为长城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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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战装备和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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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乃上马，旁一卒授之弓，执左手；又一卒授之枪，挂手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锏，跨右腿下。背后五骑，骑负一箭筒，筒箭百随之。抽箭乱射，疾如雨，箭尽，掷弓，继以枪。枪贯二骑，折，旋又击死二骑。须臾掷枪，用鞭、锏双挥之。肉雨坠，众军已歌凯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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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白马坡斩颜良，曹操赞道“将军真神人也！”[67]我们欲以此转赠黄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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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勇”让人五体投地，然而谈到“智”，我们却为之痛惜不已。由于最后护驾尽忠而死，他在大家心目中形象一直相当正面。然而，细细研究弘光朝的覆灭，却有震惊的发现：黄得功与此有很大干系，乃至可称为一个罪人。我们来看主要经过：乙酉年一月，高杰抵睢州为许定国所害；杀高后，许立即渡河向满清投降，并请豪格转奏清廷发兵南下，自己愿当先锋；史可法闻睢州之变，星夜赶到徐州，立高杰子为世子，使大军重获稳定；事情刚刚停当，突然传来消息，黄得功联手刘泽清，欲从仪真、淮安夹击高部将士留于后方的家眷，夺占扬州，徐州高部大惊，李成栋等拔营而走，史可法措手不及，也仓皇南还处理严重事态，河防遂为之一空，清兵以许定国为先头部队渡过黄河，“丙午（三月廿三日），王师破徐州”[68]……很清楚，有两个触发者；许定国杀高杰、引狼入室在前，黄得功内讧火并、致前线溃于一旦在后，两件事接踵而来、互为表里，情势遂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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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稍稍过甚其词，我想说黄得功实际起了满清内应的作用。自然，他绝无意于此；岂但无意，如以这样的结果相告，他恐怕还难以置信。他的忠诚无可怀疑，也断不会在明知情况下损害明朝。但在事实层面，他确实做了那样的事。他有大将之才，心地也淳古，然而情商低得可怜，以致分不清“亲者痛、仇者快”，不能辨大局与小节。前面介绍过，他与高杰之间的过节，是非在他这边。当他点兵袭杀高部后方时，心里大概自认正义，可这只是他个人的正义，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正义。他在自认有理的情况下，做了愚不可及而悖逆大义的事情，并对所错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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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人的悲剧，恐怕无过乎黄得功。一个禀赋这样好的人，竟只能沉沦于愚昧。他尚且如此，余者更何足论？四镇中，另外加上左良玉，最后只走出一个高杰。他踽踽北去的身影，不仅写下孤独，更写下明军满营的麻木。高杰感受着这孤单，于途中“疏请以重兵驻归德，东西兼顾”，但看不到任何动静。他希望自己动身后，黄得功能够跟进担当后援，不意反而“近见黄得功具疏，犹介介口角”，他大度地表示“臣若不闻”。[69]“然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而泽清尤狡横难任，可法不得已，调刘良佐赴徐，为杰声援。”[70]可刘良佐应该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虽然史可法有此调令，我们却没有见到该部曾向徐州运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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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的踽踽独行，令人确切领教了同侪的“空心”。为什么会这样？假如是刘泽清、左良玉、郑芝龙辈，不妨归咎于心性和品质，但在黄得功那里，继续这种挖掘，死路一条。我们不难解释“坏”人的“坏”，困难的是如何解释“不坏”之人的“坏”。面对这样的问题，解释已经无法从个人身上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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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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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兵制》三篇，专论明朝军事制度的特点、变迁和弊病。其中，与本题相关的有以下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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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帕首袴鞾，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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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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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讲“制度”，第二段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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