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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膂力千斤”既无夸张，身手之健更堪惊人。然而，这样一位骁将，对高杰却如鼠遇猫。高杰军抵睢州，许定国“先数十里，跪马首迎”[50]，“下马伏于道侧”[51]，以致高杰都嫌他过分谦卑：“若总兵，奈何行此礼，顾尔众安在？”你好歹是个总兵，这样子，置自己部下于何地？入城后见面，许定国仍“顿首”答话，“杰见其诎服，怜而信之。”[52]在许定国固是一番诡计，以软化高杰，让他失去警觉，但客观上则确实自知不敌，不得不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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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之为虎将、猛将、强将，毋庸置疑。假使“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有点道理，高杰就属于那“难求”的一将。四镇有此一将，不特为南明之幸，亦应是“虏”“寇”之忧。然而且慢匆忙判断，我们对他了解还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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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高杰的过往表现，我们发现，他的力量、攻击性以及霸气，历来发泄得不是地方。他与许定国有怨、与黄得功构衅；在扬州，所部“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53]，甚至扣留前来劝解的督师史可法，“止可法于其军，屏其左右，易所亲信者，杖、刀侍侧。可法谈笑不为动”。[54]勇则勇矣，横则横矣，天不怕地不怕，然而除了暴露体内的蛮昧与原始，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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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行为相当残暴，我们所以不把他定性为“恶”，而说“不知意欲何为”，是因确实有一种人，做很坏的事而不自知。京剧《除三害》里周处就是如此，他横行不法，恶贯满盈，以致乡亲将他与恶蛟、猛虎并称“三害”，可他本质不坏，只是灵魂暗昧，经过太守王晋指教，他幡然醒悟了，后来成为有学有节的义士。高杰几乎是周处的翻版，我们从以后的事实相信，他先前的种种，是由于灵魂一团漆黑、一片浑沌。直到被史可法点化，他很像一头被本能驱使着的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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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扣留史可法而“可法谈笑不为动”那一幕后，他平生头一遭知道什么叫敬重，《明史》本传写道：“至是，杰感可法忠，与谋恢复。”[55]脱胎换骨，如迎新生。我们来看看他此后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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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言：“今日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颍、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曰有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已邪？伏乞通盘打算，定议速行，中兴大业，庶几可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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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样的议论，谁都不能与过去那个暗黑、野蛮的高杰联系起来。变化非常惊人：他开始具有了大将的高度，表现出大将的眼光和见识，甚至还获得大将的胸襟和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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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肯与同列较短长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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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冬，他于北进途中疏言：“臣以一旅之饥军，忍冻忍饥，惟力是视，誓欲收入人心，再整王宇。”[58]字字都是真实写照。又致函清肃亲王豪格：“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贵国之垂鉴也。”[59]所剖陈的心迹，俨然是在圣贤书中浸淫颇深的儒将——虽然稿出左右幕僚，非其亲笔，心意肯定是他的。豪格回了一封诱降的信：“肃王致书高大将军：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求，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同时支使亲熟者也写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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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其早断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带砺，世世茅社”之语。杰皆不听，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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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高杰真如他名字一样，既高又杰。他最后死于许定国之手，除了骄傲大意，我们更应看到是因为怀抱赤诚，真心与许定国修好、泯却往日恩仇。为这缘故，他随身仅带了千余人，“所部诸将如前三营胡茂贞、李本深、李成栋等兵最强，皆以分镇莫得从”。到睢州一见许定国，高杰即“与之盟，约为兄弟”。许定国请高杰入城是有阴谋的，“左右不可。杰杖妄言者，遂与其杰（巡抚越其杰）等诸文武宾从俱入。从者可七八百人，余皆屯于城东。”[61]他就这样敞开胸怀、近乎不设防地走向一个宿敌——为了“恢复”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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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杰以那种情形遇害，我们认定，他已从不折不扣的“肌肉男”，变成有理想且为之高蹈的杰出军人。依先前的情形推想，他或许终生不能走出浑沌本能和黑暗欲望；现在，却献身于内心所明了和追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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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转变晚了一些，但仍有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实际帮助到明朝。正如我们知道的，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过，他虽不曾影响明代的历史，却有助于我们对明代历史某一方面的认识。他以前后的判若两人，采取自我对比的方式，为我们讲述明代武人的根本困境。还作为一面镜子，供我们参照，去认识他的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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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黄得功。较之高杰，黄得功有他很鲜明的特点。与高杰生性愚鲁不同，黄得功是那种未经教化然而根性朴正的人，他身上，始终有朴素的良善。他解救桐城一城性命后，县人加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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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功深自辞让，而劳苦将士及诸生父老，且曰：“贼已西，一二孑遗，当深耕易耨，而户口流亡，室庐已尽，今吾将获贼牛五百给与民间，有司当劝耕毋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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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性的纯厚，使他天然地合于兵道，“军行纪律甚严，下不敢犯。”[63]以此根性，他原有极好的条件成为一代良将。可惜，这么一个人最终却无缘勇智兼备的境界，而以“肌肉男”的面目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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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的方面，他传奇无数，厕身史上一流武将绝不逊色。这是他的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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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驱驴为生计。有贵州举人杨文骢、周祚新北上，于浦口雇其驴，初未知为豪杰也。道经关山，突遇响马六人，文骢、祚新等亦娴弓马，欲与之敌。得功大呼曰：“公等勿动，我往御之。”时杨、周管家亦颇材武，已于驴背跃下。行李与牲口重数百斤，得功一手挟驴，一手提行囊，突扑响马。响马大惊，乞止之，且曰：“有言相告。”得功不听，扑击如故。响马急，齐下马罗拜曰：“老兄真英雄，吾辈愿拜下风，勿失义气。”得功方止。[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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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风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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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神勇，杀贼，贼不敢逼视。得功一部，皆为精兵。每与贼战，辄饮酒数斗，提铁鞭上马，前自冲阵，而三军随之。得功威名振于贼中，贼相戒勿与黄将军苦战……于是，江、淮之间以得功为长城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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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战装备和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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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乃上马，旁一卒授之弓，执左手；又一卒授之枪，挂手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锏，跨右腿下。背后五骑，骑负一箭筒，筒箭百随之。抽箭乱射，疾如雨，箭尽，掷弓，继以枪。枪贯二骑，折，旋又击死二骑。须臾掷枪，用鞭、锏双挥之。肉雨坠，众军已歌凯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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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白马坡斩颜良，曹操赞道“将军真神人也！”[67]我们欲以此转赠黄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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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勇”让人五体投地，然而谈到“智”，我们却为之痛惜不已。由于最后护驾尽忠而死，他在大家心目中形象一直相当正面。然而，细细研究弘光朝的覆灭，却有震惊的发现：黄得功与此有很大干系，乃至可称为一个罪人。我们来看主要经过：乙酉年一月，高杰抵睢州为许定国所害；杀高后，许立即渡河向满清投降，并请豪格转奏清廷发兵南下，自己愿当先锋；史可法闻睢州之变，星夜赶到徐州，立高杰子为世子，使大军重获稳定；事情刚刚停当，突然传来消息，黄得功联手刘泽清，欲从仪真、淮安夹击高部将士留于后方的家眷，夺占扬州，徐州高部大惊，李成栋等拔营而走，史可法措手不及，也仓皇南还处理严重事态，河防遂为之一空，清兵以许定国为先头部队渡过黄河，“丙午（三月廿三日），王师破徐州”[68]……很清楚，有两个触发者；许定国杀高杰、引狼入室在前，黄得功内讧火并、致前线溃于一旦在后，两件事接踵而来、互为表里，情势遂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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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稍稍过甚其词，我想说黄得功实际起了满清内应的作用。自然，他绝无意于此；岂但无意，如以这样的结果相告，他恐怕还难以置信。他的忠诚无可怀疑，也断不会在明知情况下损害明朝。但在事实层面，他确实做了那样的事。他有大将之才，心地也淳古，然而情商低得可怜，以致分不清“亲者痛、仇者快”，不能辨大局与小节。前面介绍过，他与高杰之间的过节，是非在他这边。当他点兵袭杀高部后方时，心里大概自认正义，可这只是他个人的正义，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正义。他在自认有理的情况下，做了愚不可及而悖逆大义的事情，并对所错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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