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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的方面，他传奇无数，厕身史上一流武将绝不逊色。这是他的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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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驱驴为生计。有贵州举人杨文骢、周祚新北上，于浦口雇其驴，初未知为豪杰也。道经关山，突遇响马六人，文骢、祚新等亦娴弓马，欲与之敌。得功大呼曰：“公等勿动，我往御之。”时杨、周管家亦颇材武，已于驴背跃下。行李与牲口重数百斤，得功一手挟驴，一手提行囊，突扑响马。响马大惊，乞止之，且曰：“有言相告。”得功不听，扑击如故。响马急，齐下马罗拜曰：“老兄真英雄，吾辈愿拜下风，勿失义气。”得功方止。[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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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风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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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神勇，杀贼，贼不敢逼视。得功一部，皆为精兵。每与贼战，辄饮酒数斗，提铁鞭上马，前自冲阵，而三军随之。得功威名振于贼中，贼相戒勿与黄将军苦战……于是，江、淮之间以得功为长城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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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战装备和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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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乃上马，旁一卒授之弓，执左手；又一卒授之枪，挂手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锏，跨右腿下。背后五骑，骑负一箭筒，筒箭百随之。抽箭乱射，疾如雨，箭尽，掷弓，继以枪。枪贯二骑，折，旋又击死二骑。须臾掷枪，用鞭、锏双挥之。肉雨坠，众军已歌凯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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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白马坡斩颜良，曹操赞道“将军真神人也！”[67]我们欲以此转赠黄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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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勇”让人五体投地，然而谈到“智”，我们却为之痛惜不已。由于最后护驾尽忠而死，他在大家心目中形象一直相当正面。然而，细细研究弘光朝的覆灭，却有震惊的发现：黄得功与此有很大干系，乃至可称为一个罪人。我们来看主要经过：乙酉年一月，高杰抵睢州为许定国所害；杀高后，许立即渡河向满清投降，并请豪格转奏清廷发兵南下，自己愿当先锋；史可法闻睢州之变，星夜赶到徐州，立高杰子为世子，使大军重获稳定；事情刚刚停当，突然传来消息，黄得功联手刘泽清，欲从仪真、淮安夹击高部将士留于后方的家眷，夺占扬州，徐州高部大惊，李成栋等拔营而走，史可法措手不及，也仓皇南还处理严重事态，河防遂为之一空，清兵以许定国为先头部队渡过黄河，“丙午（三月廿三日），王师破徐州”[68]……很清楚，有两个触发者；许定国杀高杰、引狼入室在前，黄得功内讧火并、致前线溃于一旦在后，两件事接踵而来、互为表里，情势遂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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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稍稍过甚其词，我想说黄得功实际起了满清内应的作用。自然，他绝无意于此；岂但无意，如以这样的结果相告，他恐怕还难以置信。他的忠诚无可怀疑，也断不会在明知情况下损害明朝。但在事实层面，他确实做了那样的事。他有大将之才，心地也淳古，然而情商低得可怜，以致分不清“亲者痛、仇者快”，不能辨大局与小节。前面介绍过，他与高杰之间的过节，是非在他这边。当他点兵袭杀高部后方时，心里大概自认正义，可这只是他个人的正义，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正义。他在自认有理的情况下，做了愚不可及而悖逆大义的事情，并对所错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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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人的悲剧，恐怕无过乎黄得功。一个禀赋这样好的人，竟只能沉沦于愚昧。他尚且如此，余者更何足论？四镇中，另外加上左良玉，最后只走出一个高杰。他踽踽北去的身影，不仅写下孤独，更写下明军满营的麻木。高杰感受着这孤单，于途中“疏请以重兵驻归德，东西兼顾”，但看不到任何动静。他希望自己动身后，黄得功能够跟进担当后援，不意反而“近见黄得功具疏，犹介介口角”，他大度地表示“臣若不闻”。[69]“然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而泽清尤狡横难任，可法不得已，调刘良佐赴徐，为杰声援。”[70]可刘良佐应该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虽然史可法有此调令，我们却没有见到该部曾向徐州运动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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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的踽踽独行，令人确切领教了同侪的“空心”。为什么会这样？假如是刘泽清、左良玉、郑芝龙辈，不妨归咎于心性和品质，但在黄得功那里，继续这种挖掘，死路一条。我们不难解释“坏”人的“坏”，困难的是如何解释“不坏”之人的“坏”。面对这样的问题，解释已经无法从个人身上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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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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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兵制》三篇，专论明朝军事制度的特点、变迁和弊病。其中，与本题相关的有以下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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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帕首袴鞾，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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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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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讲“制度”，第二段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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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方面，抉要以言，无外《明史》“选举二”那八个字：“终明之世，右文左武。”[73]古以右为尊、左为卑；右文左武，就是重文轻武。黄宗羲为我们讲了明朝大部分时间里文武之间情态，一般地谈重文轻武，想象不到那个样子，由他的描写，我们很具体地知道武人在明朝低下到什么程度——武臣见文臣，尽管对方品级远低于己，也要以最隆重的方式前往；既至，要加快脚步向前、行拜见礼，以示卑微，投上名帖以“走狗”自称，退下则只能跟文官的仆从称兄道弟。这种打压，不惟从地位上，亦复及其人格，久之，武人不能堂堂正正立朝，心理上自认鄙下低贱。而朝廷所以行此右文左武制度，并非对于文化情有独钟，说到底，源于极权之极度自私阴暗动机。我们看得很清楚，自从秦朝始创君主极权以来，“右文左武”思路一直处在不断生长和完善之中，从早期“狡兔死，走狗烹”的滥杀功臣式，渐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制度上“文武分为两途”[74]，明承宋制而更上层楼，宋“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75]，遂达极致。这种心思，所瞩皆在一个“权”字，为之大防而已。“干戈兴则武夫奋，《韶》《夏》作则文儒起。”[76]此为极权者所深知，故于武夫不单削其兵权，更使置于文臣之下，加以屈抑堕弱。这其实是一种赌博，因为武力有其益、害两面性，权力既仰其保障，亦怕被它摇撼，于是极权思路赌其一端，为求不被从内部摇撼，宁肯自弱、自废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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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借制度加强武力控制还要险恶的，是从人格上矮化武夫，茁壮其体魄而愚昧其灵魂，俾以打造肉身机器，亦即黄宗羲所形容的“豪猪健狗”——勇蛮之“猪”、劲健之“狗”。我们所见弘光间武人，多半带有这种特征。朝廷指望以虚其心实其腹的办法，将武人养为看家护院的鹰犬，无思无智，唯听命于主人。这想法，卑劣犹在其次，关键是其蠢无比，愚蠢地假设人可以没有灵魂。人不单都有灵魂，且灵魂都有“贤达”和“愚瞀”两种潜质，不去往彼则去往此。“多闻博识”，人人可致“贤达”——这也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从每个人身上所追求的，通过教育与启智，令人人成为聪明而理性的个体。反之是极权体制中的情形，不但不开发民智，反而施予各种蒙蔽和愚化，直至剥夺个体对自我生命的尊严感、荣誉感和目的性；极权者这样做，目的在于独私其利，因为人民愈愚昧愈便于驱策。明廷对于它的军队和军人，实际就持这种策术，然而殊不知，虽不无得逞最终却将适时收其反作用力。我们看到，等到明末威权堕地，其军人武臣身上普遍表现出对本职毫无归属感和责任心，“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陷于“有奶便是娘”的实利主义。极权者总是过于自信，以为铁桶般制度能够扎牢篱笆，以为给豢养的鹰犬勒辔带嚼可保无失。然而事实却是“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法在心外，虽有实无。故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77]威权鼎盛之时不明显，一至乱世，立刻看出缰绳无用，正所谓“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空心而无任何理想的军人武夫，只能作蝇营狗苟、诈伪趋利、抱头鼠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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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做个小结，大致是：我们首先摸清江北四镇从建立到瓦解的过程中，并不只有“豆腐渣”、形同虚设的一种可能。史可法与高杰之间的情形说明，如果组织得当、主将奋起，四镇之设所待望的屏藩江南、进取中原，非不可行。但是，这种可能昙花一现，甚至昙花未现即告夭折——所以又说明，个人间的感化不能改变整体。虽然“武人”与“文臣”可能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关系，使某个蛮昧灵魂偶然被唤醒，但很难指望那成为一种模式。在明代军制积弊以及弘光朝彻底失去组织功能的政治环境下，本来不乏合理性的四镇方案，注定是空中楼阁。除非南京拥有一个洗心革面而高效的军政中枢，但那一点也不符合明朝自身的历史逻辑。合乎逻辑的，其实是最后史可法独守孤城，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那样一幕。“孤城落日斗兵稀”，是唐边塞诗人高适《燕歌行》中的一句，原描述的是边远征戍的情形，但我发现用于1644-1645年中国腹地沿江的景况，也意外地合适，遂以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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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鼒《小腆纪传》，中华书局，1958，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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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天根《爝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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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可法《家书八》，《史忠正公集》卷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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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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