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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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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所限,不容我们于此着墨过多,还是收起笔头,来谈余怀所指出的秦淮香艳与衣冠文物、文采风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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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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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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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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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势一目了然。故而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13],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他借贾雨村之口,这样描绘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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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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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欲为中国雅文化具结、唱挽悼亡之作,所谓“悲金悼玉的‘红楼梦’”[15]。而作者曹雪芹,北人也,其身世是个谜团,有未到过金陵更不可确知[16]。他把故事发生地置之金陵,盖出两个原因:一是乃祖任江宁织造的历史,使之对江南文明之盛梦寐倾倒,心向往之;二是从小说主题和内涵论,此地必为金陵而无二选——我们替他体会一下,“靥笑春桃兮,云髻堆翠;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这种气息、情态,北地或无可寻,或纵可寻而置之其地却韵味全失,实在是到了明清时代,典型中国文化之美,确非北方可以代表、言传。故而,曹氏以汉军旗满人,假金陵为背景敷演《红楼梦》,是那时代的文化理想、文化想象使然,也是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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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无根据,然而感觉或相信曹雪芹必定读过《板桥杂记》,且深迷恋之。因为凡有心人都不难看出,他笔下的“金陵十二钗”虽然赋予了“名媛”身份或名义,实际都有浓浓、暧昧的“曲中”韵味。大家只消看看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只消读“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便知这一段所写,哪里是什么闺房,分明就是风月之地。至于“红楼”云云,也无非是避言“青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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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对于秦淮香艳为何独显于南京,我们草草明其缘由。归结起来,一切禀自上千年历史所注入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及其唤起的巨大的文化想象。所以,虽然各地都有贡院与娼业,然而,此贡院非彼贡院,他处娼业亦非秦淮旧院。南京的情形,无法作为模式,移植于别处。就算各地硬搞什么“旧院与贡院遥对”,也是有其似、无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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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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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我们现在讲的一段,更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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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崇祯、弘光两朝,它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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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过去似乎没有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往往囫囵吞枣地以为是从来如此的悠久现象。其实要做一点细分。单讲作为风月之地,秦淮的历史当然漫长,前引余怀之述显示,光是明代就可从洪武年间算起。然而,从普通风月场向“雅游”之地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从现有线索推测,应该是于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才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们虽并不清楚,但从环境本身特点尚不具备来想,崇、弘间旧院那样高、精、尖的极雅妓院,恐怕还是无源之水。贡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历史中固有积淀,两者相互氤氲,再经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崇、弘间达到绚烂的极致。而其为时并不算长,从头到尾不过十几年光景;换言之,真正播于人口的秦淮香艳,不过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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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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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杂记》所记,为“崇祯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余怀在秦淮的闻见[17],这是基本的时间窗。而它所提到的诸姬,时龄多为十来岁。如董小宛、卞赛(玉京)十八岁,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岁,顾媚(横波夫人)稍长,亦仅二十多岁[18]。另,《板桥杂记》未载之柳如是,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19]从年龄看,很显然,明末这一群星璀璨的名妓群体,都是崇祯年间涌现出来;此前,她们或甫临人世,或尚处幼齿,不可能操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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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将所谈的秦淮香艳,做了时间段上的固定。随后,我们还要解释,其道理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崇祯后,而没有早些出现?刚才说景泰五年北岸建贡院是一大节点,然而从贡院建成到崇祯,中间长达一百七十年,却并没有诞生类似这样的群星璀璨的名姬群体,为何崇祯以后,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道我们对此,只能以“厚积薄发”之类虚言应对,而没有稍为实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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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释是有的。我们可以明确指出,秦淮香艳的井喷,完全是因复社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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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要讲一讲崇祯以来的时局。1627年,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命呜呼,临终传位其弟朱由检,是为崇祯皇帝。随着崇祯践祚,客、魏毙命,阉党覆灭,毒雾驱散,荆棘尽扫,惨遭毒狱的东林东山再起,明代政坛上演大逆转。而随此登上历史舞台的,有不少东林之后。在崇祯元年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我们看见一批天启党祸冤死诸臣之子的身影,如黄宗羲(黄尊素之子)、袁勋(袁化中之子)、杨之易(杨涟之子)、周茂兰(周顺昌之子)、魏学濂(魏大中之子)。他们各自上书,替父伸冤,其中魏学濂从浙江徒步至京,伏阙讼冤,血书进奏,致“天子改容”[20]。可以说,凭借新朝新政,这些东林后人强劲、抢眼的姿态,跃入社会和历史视野。等大局已定,东林重为朝堂主流,朝堂之外的主导则为复社,而核心骨干恰恰是东林名宿之后。复社之于东林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一是政治上为东林之后备军,二是思想文化上各引导着不同层面——东林“处庙堂之高”,复社“居江湖之远”。东林在庙堂有多大势力,复社在江湖也毫不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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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还有一点:东林纵横驰骋,主要是政治中心北京;复社左右风流,则更多依凭南京这座文化中心。一来这由北京、南京在明朝的不同特色所决定,二来复社老巢本为“吴下”。说到这,有个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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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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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是方以智劝钱秉镫与阮大铖决裂事。这三人,都是皖中桐城人氏,当时,阮大铖在桐城组建中江社,钱秉镫为其社友。壬申,即崇祯五年,在苏南游历的方以智返桐,带回消息,说那里“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此语准确描述了复社特征,“朝局”便即东林,言复社以东林为其里,而己为东林之表,“先辨气类”则是一切从政治上划清界限,凡政治上属于奸邪、小人,断不往来。不过,当时这风气还只限于“吴下”,桐城近在咫尺,犹未省之,所以钱秉镫尚与阮大铖共结诗社。经方以智指点,“不习朝事”的钱秉镫,由此知时下潮流,立刻疏远阮大铖,不再参加中江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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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史氏《复社纪略》之“复社总纲”,有复社酝酿、草创及发展壮大的简要时间表。崇祯二年第一次集会,于苏州尹山湖举行,称“尹山大会”。崇祯三年第二次集会就进军南京,称“金陵大会”。是年,一些复社领袖在科举中全面开花,“乡试,杨廷枢中解元。张溥、吴伟业并经魁。吴昌时、陈子龙并中式。”[22]翌年会试,吴伟业(梅村)高中头名(会元),继而殿试连捷中了榜眼;张溥则为会试“会魁”(大致相当前五名)。由此,复社名声大振。再过一年,即壬申崇祯五年,举行著名的“虎丘大会”,“张溥为盟主,合诸社为一,定名复社。”[23]方以智回乡劝说钱秉镫事,恰在此年,我们推测他不但出席了“虎丘大会”,而且是带着大会精神返乡,将复社影响扩大到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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