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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庚午与君家龙侯、超宗,追随旧院。其时名姝擅誉者,何止十数辈。后次尾、定生、审之、克咸、勒卣、舒章、渔仲、朝宗、湘客、惠连、年少、百史、如须辈,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共睹欢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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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其间的,是一些复社名士的表字。“咸把臂同游,眠食其中,各踞一胜”,足见他们整天泡在欢场之中。所以,如果说自庚午年起,旧院已是复社的宿营地,应该没有多少夸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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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还有魏大中之子魏学濂(表字子一)的一桩趣事。壬午(1642)乡试头场,冒、魏夜半交卷,一同出来,且谈且走,魏一直把冒送到寓所门口,正待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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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有女郎携奁衾入。子一变色去,即至则梁(陈梁)兄寓,同札交责甚厉。余躬至两兄处,述所以。子一自父兄难后,不衣帛兼味,不观剧见女郎。知董姬经年矢志相从……子一肃衣冠揖之,为作美人画,题诗于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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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郎、董姬,便是董小宛。半夜抱衾至,一望即知为妓女,故而魏学濂大惊失色,匆匆而逃。随即,联合冒辟疆结义兄弟陈梁,致信谴责——陈梁完全是混迹旧院的同伙,此时只是装清纯而已——冒辟疆见信,专程前来郑重解释董小宛人品如何,魏学濂方始释然。然而不久,魏自己也成了旧院常客。《板桥杂记》说到李香(即李香君)的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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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有诗赠之云:“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何缘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武塘魏子一为书于粉壁,贵竹杨龙友写崇兰诡石于左偏。时人称为三绝。由是,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以为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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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观剧见女郎”,到“为书于粉壁”、活跃于捧妓行列,魏学濂之变可谓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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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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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只看到复社、旧院之间“狭邪”一面,则所见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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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南京、复社,这三个关键词相联,是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思旧录》“周镳”条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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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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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集•冒姬董小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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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辟疆晚年“取其故人投赠诸作”,编为《同人集》,所谓“同人”,多半是当年秦淮河畔的旧游。本篇董小宛传作者张公亮,与冒辟疆、陈则梁等数人是“狐朋狗友”,于冒董之恋可谓切近的在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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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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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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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是“金陵大会”;“招余入社”,组织、动员也。黄宗羲话虽甚简,我们却不难感受当时的紧锣密鼓。酒肆、寓所、游船、街头、妓院……为某日某件事,南京到处有人串联、拜访或邀约。那种气氛,古时少见,现代人反而不陌生——我们一般称之“闹风潮”或“闹革命”。或许,我的思考方式过多掺杂了现代生活的影响,但复社传递过来的信息,的确唤起了我对革命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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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节,讲到热烈的革命气氛中,也飘散浓郁的荷尔蒙气息:流行“五分钟恋爱观”[37],几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单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38]。昂奋、激情似乎会传染,就连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摇荡:“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39]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而其风范,我们于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觉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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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荷尔蒙,总是相互刺激。虽然名士挟妓在中国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边的喧谑,应该越出了那种单纯的放浪形骸。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当时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都不仅止于荷尔蒙发作,而明显是革命情绪与荷尔蒙并作。于情场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发高扬。对崇、弘间的秦淮风情,看不到革命的罗曼蒂克,只看到偎红依翠,实际没有读懂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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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饥荒和战乱,离此尚远,京师政坛的犬牙交错,这里亦无踪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边倒地处在复社影响之下。阮大铖曾警告:“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40]言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耸听,但复社势力骇人却是真的。其所集会,规模动至上万人,山呼海啸。东南一带,文脉尽为所控,有人愤愤不平:“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41],《思旧录》“吴应箕”条一笔记载,可证不虚:“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42]几有一言兴邦的能量。南京既为留都,政治神经发达而密布。复社在别处影响,或多体现为文化追星与膜拜,在南京,则以政治能量表现出来。谈到南京那段时间,吴梅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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