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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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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当朽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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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时，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亦有所表现。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它与左派思潮、黑人民权运动、蓝调摇滚、大麻、反战同生共随。我们对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也觉得可以如是观，而非区区“反礼教”之类陈词滥调可明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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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飘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冒辟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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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辟疆于桃叶渡大会即席赋诗放歌，头四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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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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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饮、今日浪饮、飘流、无主、天地宽，这难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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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热爱和享受南京的氛围，在秦淮安营扎寨，少数有钱可以住得阔绰，多数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样住小阁楼、亭子间，却体会着自由、无羁、思想充实、四方“同人”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63]“送我入场，感辟疆。多此三日夜辛苦，又当怪辟疆也。明早乞同去侯朝老处，与李香快谭（谈）。”[64]读此，觉得这些明代书生的生存情状没有任何方巾气，倒与很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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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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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个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际的南京，娇娃丽姬才超越买欢卖笑角色，而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欧洲名媛一样，她们的居处，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龙。《板桥杂记》写到李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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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所居曲房秘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砚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果。暮则合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秩然，不及于乱。[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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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所，明显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是对“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打破、破除，这里所论所谈，必非冠带之说、茧疥之思，而无忌无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带，也是个性地带，“狭邪之游，君子所戒”[66]，青楼非书斋，君子可留书斋不必来此，来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骂、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不再是魏晋风度，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这里的个性解放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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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湎爱情。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中见过。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曾有过。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发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风”[67]，白山黑水的寒流，将此一扫而空。又可惜时湮代远，中间隔了三四百年之后，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目之为花间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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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也无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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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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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之录，即《东京梦华录》。此书乃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余怀效之，以《板桥杂记》为锦绣南京——尤其是崇、弘间我所称的那段“革命和爱情”——奠祭。书中叹道，鼎革后，“间亦过之，蒿藜满眼”。“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68]。尤侗为该书题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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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现在，清代初年，便已不能理解秦淮香艳的内涵。尤侗说，余怀把《板桥杂记》手稿交给他，“示予为序”，有人看到了书稿，不以为然说：“曼翁少年，近于青楼薄倖，老来弄墨，兴复不浅；子方洗心学道，何为案头着阿堵物？”[70]既贬损了余怀，也批评了尤侗。尤侗答以“曼翁纸上有妓，而曼翁笔下故无妓也”。此有妓、无妓之辨，人竟多已不能识，正像尤侗感叹的，“未及百年”而如隔世。透过那位不知其名的俗儒、腐儒之所谓“洗心学道”四字，我们看见明末的个性觉醒、解放和自由精神，在清代怎样荡然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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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周瘦鹃先生为大东书局校编《板桥杂记》，将大约作于清乾隆庚戌年（1790，据黎松门《续板桥杂记序》）的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同时收入。从提供和保存资料角度，很值得感谢，然而，就其文自身言，实有狗尾续貂之感。正像秦淮河水原本活净、如今却污浊不堪一样，珠泉居士津津乐道的“十数年来，裙屐笙歌，依然繁艳”，徒具风尘味，蕴藉全无——此秦淮非彼秦淮，续之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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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后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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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甲申以前，诗文尽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亦如前尘昔梦，不复记忆。但抽毫点注，我心写兮。亦泗水潜夫记《武林旧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乌足以知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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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这颗心永远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国的一段不幸夭折的历史，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触摸不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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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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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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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怀《板桥杂记》上卷雅游，珠市名妓附见，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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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怀《板桥杂记序》，周瘦鹃校阅《板桥杂记（全一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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