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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棺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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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马王堆汉墓棺椁结构，由二层椁室、四层套棺组成，还有上下垫木，计用木板七十块、五十二立方米，其中最大的单块木板重达一千五百公斤。墓主身份为汉初列侯（轪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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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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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姚化安山中，左近有其父黄尊素墓。他对自己实行裸葬，墓内仅石床一座，不用棺椁。墓前荷池，是他所要求的：“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种荷花。”（《梨洲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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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份正式遗嘱，亲属也不甘心接受。过去七年，黄宗羲三子中长子、次子相继殁故，眼下，三子百家是遗嘱唯一执行人。这意味着全部压力，俱落其一人肩上，他难以支承，便求族中长者做父亲工作，使事情稍稍可行。黄百家提出：“诸命皆可遵，独不用棺椁一事，奈何？”搁弃其他争议，只请黄宗羲同意用棺。但在黄宗羲，裸葬正是不可更改的。为此，他端出父道尊严的架子：“噫！以父之身，父不能得之子耶？”父亲的吩咐，儿子可以不照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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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光靠“父为子纲”不行，还要讲更多的道理。他专门作了一篇《葬制或问》，征史稽古，论证祼葬之举既有充分依据，更为不少先贤所实践。主要引述了四件材料：第一，《西京杂记》记载，直到汉代，“所发之冢，多不用棺”，说明裸葬不单曾经很普遍，且更合古风、古意。第二，东汉大儒、《孟子章句》作者赵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箪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第三，宋代命理大师陈希夷，著名的“陈抟老祖”，“令门人凿张超谷，置尸于中”。第四，汉武帝时“杨王孙裸葬，而子从之，古今未有议其子之不孝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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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王孙的例子，是专讲给黄百家、帮他打消顾虑的。杨王孙是实行裸葬的代表人物，他的特点在于，“家业千金”、以极富之人而坚决抵制厚葬，立遗言：“吾欲臝（通“裸”）葬，以反吾真，必亡（勿）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万般为难，“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心又不忍”，便请父亲的至交祁侯代为相劝，祁侯给杨王孙写了一封信，杨王孙修书作答，条分缕析，祁侯完全折服，“曰：‘善。’遂臝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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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制或问》，便是黄宗羲版《答祁侯书》。文章替反对者设想了各种理由，并揣摩他们可能的心态及做法。其中写道：“问者曰：‘诤之不可。父死之后，阴行古制，使其父不背于圣人，不亦可乎？’”显然是给儿子打预防针，戒之不得阳奉阴违，严厉指出：“恶！是何言也！孝子之居丧，必诚必信……父之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敢作此想，岂止不孝，何异欺父、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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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两首诗，付诸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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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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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赖汝苦支撑，鸡骨支床得暂宁。若使松声翻恶浪，万端瓦裂丧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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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蚁，指大大小小生灵。松声，以墓旁常植松柏，借喻墓园环境。他说：别让我一把枯骨不能自专，连鸢蚁之类都不如；别让我于九泉下听到那样的消息，儿子在人世违我意愿，令我一生瓦全亦不可得。话说得很重，也相当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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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家述至此，枉然叹道：“呜呼！严命如此，不孝百家敢不遵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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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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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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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知道得有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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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宗羲的阅读，可追溯到大学时代，记得是从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第一次读到《原君》，很为之震撼。然而，我们这些并非对他做专门研究的人，阅读上有个特点，就是不系统，东一榔头西一棒，读到什么尽属随机，不是循序而进。当时读《原君》，我就似乎并不知道那是《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抑或虽然知道，也未想到找来全书把其他篇什都通读一遍。我无非由《原君》而对黄宗羲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如果再“随机”与其文字相遇，就会留意读一读。这么散漫、零乱地读了几十年，日积月累，所读过的黄宗羲，单论数量倒也颇属可观。后来我终于拥有全部十二册《黄宗羲全集》的时候，曾经将陆续读过的篇章做了一番估摸，发现居然已占到十之五六。然而，是无序的，从中无法得到他完整的思想脉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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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祼葬这件事之前，我正陷在一种苦恼中。多年杂泛的阅读，使我对黄宗羲其人累积起不少困惑。原因正如上面所说，不是读得少，恰恰是读得并不少但毫无系统，这种情况最易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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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宗羲的名气，对他有一定了解，并无须太多阅读。比如问及黄宗羲何许人，能答以君主制的批判者、抗清志士和明遗民的，应该不少，而这未必对黄宗羲著作与生平有多深涉猎，因为他的作品为各种人文课程所必选，经历一定教育者，总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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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上述三点描述黄宗羲，一般来说，大致不错。但若多读，就知道这其实太粗略。黄的一生，跨度非常大，活了八十五岁，历经六位皇帝（明代四位，万历、天启、崇祯、弘光；清代二位，顺治、康熙），其间改朝换代、山河易色，从汉族眼光看中国整体地亡了一次，更兼恰逢中国从“百代都行秦政法”[8]开始向新文明过渡、转化的节骨眼儿，用黄宗羲本人的话讲，叫做“天崩地解”，而他又正是这一历史与思想的沧桑过程最具代表性的表达者……如此之人，他生命和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少有可比。他曾从文明使命、历史责任的意义，隐约以当世孔子自期，这并非自命不凡，而是以时代的局面和格调，二者之间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的跨度，这样的阅历，这样的时代交集，都凝汇一身，使他无法三言两语被概括。我自己体会就是，随着阅读增多，与其说认识愈益清朗了，毋如说转而含糊，至有扞格之感，对先前所知似乎反而动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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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动摇，是他不再追随鲁王、离开舟山回到现实或公开状态，从而慢慢结束抗清活动的晚年生命轨迹，所带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