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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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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赖汝苦支撑，鸡骨支床得暂宁。若使松声翻恶浪，万端瓦裂丧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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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蚁，指大大小小生灵。松声，以墓旁常植松柏，借喻墓园环境。他说：别让我一把枯骨不能自专，连鸢蚁之类都不如；别让我于九泉下听到那样的消息，儿子在人世违我意愿，令我一生瓦全亦不可得。话说得很重，也相当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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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家述至此，枉然叹道：“呜呼！严命如此，不孝百家敢不遵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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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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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知道得有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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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宗羲的阅读，可追溯到大学时代，记得是从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第一次读到《原君》，很为之震撼。然而，我们这些并非对他做专门研究的人，阅读上有个特点，就是不系统，东一榔头西一棒，读到什么尽属随机，不是循序而进。当时读《原君》，我就似乎并不知道那是《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抑或虽然知道，也未想到找来全书把其他篇什都通读一遍。我无非由《原君》而对黄宗羲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如果再“随机”与其文字相遇，就会留意读一读。这么散漫、零乱地读了几十年，日积月累，所读过的黄宗羲，单论数量倒也颇属可观。后来我终于拥有全部十二册《黄宗羲全集》的时候，曾经将陆续读过的篇章做了一番估摸，发现居然已占到十之五六。然而，是无序的，从中无法得到他完整的思想脉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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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祼葬这件事之前，我正陷在一种苦恼中。多年杂泛的阅读，使我对黄宗羲其人累积起不少困惑。原因正如上面所说，不是读得少，恰恰是读得并不少但毫无系统，这种情况最易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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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宗羲的名气，对他有一定了解，并无须太多阅读。比如问及黄宗羲何许人，能答以君主制的批判者、抗清志士和明遗民的，应该不少，而这未必对黄宗羲著作与生平有多深涉猎，因为他的作品为各种人文课程所必选，经历一定教育者，总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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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上述三点描述黄宗羲，一般来说，大致不错。但若多读，就知道这其实太粗略。黄的一生，跨度非常大，活了八十五岁，历经六位皇帝（明代四位，万历、天启、崇祯、弘光；清代二位，顺治、康熙），其间改朝换代、山河易色，从汉族眼光看中国整体地亡了一次，更兼恰逢中国从“百代都行秦政法”[8]开始向新文明过渡、转化的节骨眼儿，用黄宗羲本人的话讲，叫做“天崩地解”，而他又正是这一历史与思想的沧桑过程最具代表性的表达者……如此之人，他生命和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少有可比。他曾从文明使命、历史责任的意义，隐约以当世孔子自期，这并非自命不凡，而是以时代的局面和格调，二者之间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的跨度，这样的阅历，这样的时代交集，都凝汇一身，使他无法三言两语被概括。我自己体会就是，随着阅读增多，与其说认识愈益清朗了，毋如说转而含糊，至有扞格之感，对先前所知似乎反而动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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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动摇，是他不再追随鲁王、离开舟山回到现实或公开状态，从而慢慢结束抗清活动的晚年生命轨迹，所带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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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他仅具粗略知识的人，往往了解不到。比如，他跟吕留良之间的反目；比如，他称颂康熙皇帝“圣天子”；比如，《明夷待访录》“待访”之所指是否为清政权，包括他派儿子黄百家代替自己参加清廷的《明史》编修工作……这些，导致他的晚年陷入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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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经激烈批评他“俟虏之下问”[9]，邀满清盼睐（“虏”是对满清的蔑称）。陈寅恪认为，《明夷待访录》写作时间值得注意，恰当“永历延平倾覆之逝”（按：《明夷待访录》于康熙元年［1662］始作，翌年完稿，然而也是1662年，南明最后一位君主永历皇帝在缅甸被俘，效忠明朝的最后一位大将、年仅三十九岁的延平王郑成功在台湾病死，此二事标志反清复明希望彻底熄灭），暗示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与这一背景之间绝非巧合，称该书主旨是“自命为殷箕子”，而“以清圣祖（即康熙皇帝）比周武王”[10]，意思和章太炎相仿，亦指黄宗羲倚望清廷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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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章、陈的分量，他们既然对黄宗羲加以明确指摘，自然不会轻率出唇。除了引起重大质疑的《明夷待访录》，我自己读黄宗羲晚年诗文，也发现不少与清朝“和解”、妥协的迹象，较之以往激烈的反清立场，确实大大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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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对黄宗羲，虽未目之为完人，却觉得“英雄”二字于他是相配的。他的嫉恶如仇、敢作敢为、仗剑侠游，在一般书生身上很少见。作为大儒、杰出思想家，对“大智”他自然受之无愧，而他又并非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看他前半生，很少窝在书斋里，而是积极投身社会政治，不辞危艰，捐躯赴难，所以“大智”之外也堪称“大勇”。大智亦复大勇，这样的人难得一见，尤其在满口“子曰诗云”的文人儒士中间。那时关于他，想到的往往是豪胜卓荦、重义轻身这样一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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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睹他晚年一些行状——开始奉清朝正朔，赞美清朝的统治，支持弟子参加清朝科举考试，跟朝中要人来往……感觉极突然，尽出意表之外。所谓“突然”，不止是前后反差过大，更因为似乎找不到答案，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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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沧桑，天翻地覆未足奇。不论人事与世事，陵谷变迁，我们正不知见过多少，历来并不因其幅度之大而惊愕失色。原因是变化再巨，其实都有迹可寻，只要仔细认真，总找得到合理解释。但在黄宗羲身上，至少我以往未能寻获令我疑无可疑的线索。变化，是确实的；很多人基于这确实而得出了结论或看法，如章太炎，如陈寅恪。但以我看，并不踏实。倘若我们只掌握了变化的现象，而尚未找到变化的由头，那么，此时就对那变化来一番品评，恐怕并非其时。章、陈认为黄宗羲之变，是为了博满清之青眼；其实，这也是吕留良与黄宗羲反目的根本理由。但这解释却得不到事实支持；事实是，黄宗羲坚持了遗民身份，本人至终不曾为清朝所用（征用的旨意曾经发出，却遭婉拒）。你无法认为，一个人有那样的动机却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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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章、陈或吕留良的理解，关于黄宗羲晚年变化，还有其他解释吗？以我所知，没有。自从注意到黄宗羲晚年有变，我即希望遇见可释疑解惑的疏诠，而迟迟未得——直至不期然读到与祼葬有关的材料。那一刻，积疑纷然披解，我有抵达秘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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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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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之春秋》黄宗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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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破，得免，归。与弟宗炎、宗会，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随督师孙嘉绩军营于江上，江上呼为世忠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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