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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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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赖汝苦支撑,鸡骨支床得暂宁。若使松声翻恶浪,万端瓦裂丧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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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蚁,指大大小小生灵。松声,以墓旁常植松柏,借喻墓园环境。他说:别让我一把枯骨不能自专,连鸢蚁之类都不如;别让我于九泉下听到那样的消息,儿子在人世违我意愿,令我一生瓦全亦不可得。话说得很重,也相当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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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百家述至此,枉然叹道:“呜呼!严命如此,不孝百家敢不遵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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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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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知道得有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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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宗羲的阅读,可追溯到大学时代,记得是从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上第一次读到《原君》,很为之震撼。然而,我们这些并非对他做专门研究的人,阅读上有个特点,就是不系统,东一榔头西一棒,读到什么尽属随机,不是循序而进。当时读《原君》,我就似乎并不知道那是《明夷待访录》中的一篇,抑或虽然知道,也未想到找来全书把其他篇什都通读一遍。我无非由《原君》而对黄宗羲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如果再“随机”与其文字相遇,就会留意读一读。这么散漫、零乱地读了几十年,日积月累,所读过的黄宗羲,单论数量倒也颇属可观。后来我终于拥有全部十二册《黄宗羲全集》的时候,曾经将陆续读过的篇章做了一番估摸,发现居然已占到十之五六。然而,是无序的,从中无法得到他完整的思想脉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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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祼葬这件事之前,我正陷在一种苦恼中。多年杂泛的阅读,使我对黄宗羲其人累积起不少困惑。原因正如上面所说,不是读得少,恰恰是读得并不少但毫无系统,这种情况最易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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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宗羲的名气,对他有一定了解,并无须太多阅读。比如问及黄宗羲何许人,能答以君主制的批判者、抗清志士和明遗民的,应该不少,而这未必对黄宗羲著作与生平有多深涉猎,因为他的作品为各种人文课程所必选,经历一定教育者,总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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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上述三点描述黄宗羲,一般来说,大致不错。但若多读,就知道这其实太粗略。黄的一生,跨度非常大,活了八十五岁,历经六位皇帝(明代四位,万历、天启、崇祯、弘光;清代二位,顺治、康熙),其间改朝换代、山河易色,从汉族眼光看中国整体地亡了一次,更兼恰逢中国从“百代都行秦政法”[8]开始向新文明过渡、转化的节骨眼儿,用黄宗羲本人的话讲,叫做“天崩地解”,而他又正是这一历史与思想的沧桑过程最具代表性的表达者……如此之人,他生命和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少有可比。他曾从文明使命、历史责任的意义,隐约以当世孔子自期,这并非自命不凡,而是以时代的局面和格调,二者之间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样的跨度,这样的阅历,这样的时代交集,都凝汇一身,使他无法三言两语被概括。我自己体会就是,随着阅读增多,与其说认识愈益清朗了,毋如说转而含糊,至有扞格之感,对先前所知似乎反而动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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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动摇,是他不再追随鲁王、离开舟山回到现实或公开状态,从而慢慢结束抗清活动的晚年生命轨迹,所带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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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他仅具粗略知识的人,往往了解不到。比如,他跟吕留良之间的反目;比如,他称颂康熙皇帝“圣天子”;比如,《明夷待访录》“待访”之所指是否为清政权,包括他派儿子黄百家代替自己参加清廷的《明史》编修工作……这些,导致他的晚年陷入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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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曾经激烈批评他“俟虏之下问”[9],邀满清盼睐(“虏”是对满清的蔑称)。陈寅恪认为,《明夷待访录》写作时间值得注意,恰当“永历延平倾覆之逝”(按:《明夷待访录》于康熙元年[1662]始作,翌年完稿,然而也是1662年,南明最后一位君主永历皇帝在缅甸被俘,效忠明朝的最后一位大将、年仅三十九岁的延平王郑成功在台湾病死,此二事标志反清复明希望彻底熄灭),暗示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与这一背景之间绝非巧合,称该书主旨是“自命为殷箕子”,而“以清圣祖(即康熙皇帝)比周武王”[10],意思和章太炎相仿,亦指黄宗羲倚望清廷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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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章、陈的分量,他们既然对黄宗羲加以明确指摘,自然不会轻率出唇。除了引起重大质疑的《明夷待访录》,我自己读黄宗羲晚年诗文,也发现不少与清朝“和解”、妥协的迹象,较之以往激烈的反清立场,确实大大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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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对黄宗羲,虽未目之为完人,却觉得“英雄”二字于他是相配的。他的嫉恶如仇、敢作敢为、仗剑侠游,在一般书生身上很少见。作为大儒、杰出思想家,对“大智”他自然受之无愧,而他又并非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看他前半生,很少窝在书斋里,而是积极投身社会政治,不辞危艰,捐躯赴难,所以“大智”之外也堪称“大勇”。大智亦复大勇,这样的人难得一见,尤其在满口“子曰诗云”的文人儒士中间。那时关于他,想到的往往是豪胜卓荦、重义轻身这样一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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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睹他晚年一些行状——开始奉清朝正朔,赞美清朝的统治,支持弟子参加清朝科举考试,跟朝中要人来往……感觉极突然,尽出意表之外。所谓“突然”,不止是前后反差过大,更因为似乎找不到答案,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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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沧桑,天翻地覆未足奇。不论人事与世事,陵谷变迁,我们正不知见过多少,历来并不因其幅度之大而惊愕失色。原因是变化再巨,其实都有迹可寻,只要仔细认真,总找得到合理解释。但在黄宗羲身上,至少我以往未能寻获令我疑无可疑的线索。变化,是确实的;很多人基于这确实而得出了结论或看法,如章太炎,如陈寅恪。但以我看,并不踏实。倘若我们只掌握了变化的现象,而尚未找到变化的由头,那么,此时就对那变化来一番品评,恐怕并非其时。章、陈认为黄宗羲之变,是为了博满清之青眼;其实,这也是吕留良与黄宗羲反目的根本理由。但这解释却得不到事实支持;事实是,黄宗羲坚持了遗民身份,本人至终不曾为清朝所用(征用的旨意曾经发出,却遭婉拒)。你无法认为,一个人有那样的动机却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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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章、陈或吕留良的理解,关于黄宗羲晚年变化,还有其他解释吗?以我所知,没有。自从注意到黄宗羲晚年有变,我即希望遇见可释疑解惑的疏诠,而迟迟未得——直至不期然读到与祼葬有关的材料。那一刻,积疑纷然披解,我有抵达秘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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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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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之春秋》黄宗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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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破,得免,归。与弟宗炎、宗会,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随督师孙嘉绩军营于江上,江上呼为世忠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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