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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即南京；“得免”，指清军南下前，阮大铖紧锣密鼓迫害复社诸人，黄宗羲也是逮捕对象，幸因南京失陷而事寝。脱身后，回到家乡黄竹浦，组织义军，起兵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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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叙述颇简，中间缺一些环节，兹以《明遗民录》参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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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亡，踉跄还浙东。时宗周已殉国，鲁王监国，孙嘉绩、熊汝霖兵起，乃纠合黄竹浦宗族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人呼之为“世忠”。黄竹浦者，宗羲所居之乡也。宗羲请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参军事，不许，授职方主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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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踉跄还浙东”到起兵之间，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情节，即老师刘宗周的死、孙嘉绩与熊汝霖在余姚举义，以及鲁王监国。刘宗周是出于绝望殉国，以不食而死。清军攻下南京，弘光皇帝朱由崧被俘，明朝诸臣遂在杭州拥朱由崧的叔父潞王朱常淓登位，但潞王自己无此心情，不久，清军一到，他即献降。这时候，孙嘉绩、熊汝霖却在余姚率先树起反抗旗帜，杀掉满清委派的县令；很快，章正宸、郑遵谦等在绍兴，钱肃乐、王之仁等在宁波，张国维等在东阳，亦各起事。甲申国变后，从北方避难到浙的明宗室共五位，其中有一位鲁肃王，名叫朱以海，人在台州。他这一支乃朱元璋十世孙，与万历皇帝朱翊钧（天启、崇祯、弘光，都是朱翊钧之孙）只算旁亲，但浙江起义者认为，“时入浙五王，惟王最贤”[13]。“时张国维至台州，与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及郑遵谦、熊汝霖、孙嘉绩等合谋定议，斩北使祃旗，拥戴鲁王监国，此乙酉六月二十七日戊寅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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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故里黄竹浦，就在熊汝霖、孙嘉绩首义地余姚。所以，黄家三兄弟很快闻风而动，从乡下发动抵抗。另外，还有一层刘宗周的关系。浙东为蕺山学派老巢，刘门弟子众多，首义的熊汝霖即列《蕺山弟子籍》名册，继之而起的另一位起义领导者章正宸，也是刘宗周门徒：“佥都御史祁彪佳、给事中章正宸与宗羲，时称宗周三大弟子。”[15]师出同门，声气相通，而一呼百应。黄宗羲追随鲁监国，有这层关系。当时除朱以海，还有被郑鸿逵、黄宗周在福建拥为绍武皇帝的朱聿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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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南京失陷以后，南中国风起云涌的反清复明运动。黄宗羲是它的积极参与者，为之献身十多年，从三十来岁到五十岁，整个壮年尽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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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抗，主要是民间性质的。国家已经崩坍，军队实际也已瓦解，无从在朝廷层面组织和供给抵抗活动。起义队伍，多依凭宗族姓氏，由有声望的士绅大户领头，毁家为赀，自集人马、自筹钱粮，是民间自发的救国行为，之称“义师”，“义”字含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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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兄弟组建的黄竹浦义军，号“世忠营”。这个旗号，是对宋名将韩世忠的祧绪。镇江金山之战，韩世忠大败金兀术，“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16]后“守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17]由韩世忠这些事迹，可以窥知黄家军自命“世忠营”的寄意，一是高蹈民族大义，二是以力寡死战精神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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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宗羲“请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参军事”，事见《新唐书》。李泌，中唐时人，神童，“及长，博学，善治《易》”，喜游名山，不入官学，无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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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龙袍黄色），著白者山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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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李泌，“世忠营”所比附的韩世忠，初亦为布衣身份，“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战……’”[19]黄宗羲请求以布衣加入抗清运动，首先因为他确实仅为布衣。他取得的功名止于生员，几次应试都未果，还没有做官的资格。但这主要不是资质问题，而是一种个人意愿，主动要求保持布衣身份，如同李泌的“愿以客从”。其中深意，以后再谈。但监国不允，还是给他安排了官职，先封为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司主事，最后官至左副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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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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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黄宗羲对那些职衔好像并不当回事。今存他的一幅亲笔手迹《自题》，里面将自己一生划为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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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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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指老、中、青三个阶段。青少年，因阉党迫害其父黄尊素而受牵连，故曰“锢之为党人”；晚年潜心著书立说，真正成为学者；中年，便是投身抗清活动这一段，他很奇怪地用了“游侠”来形容。考诸《史记》，司马迁对其首创的“游侠”一词有此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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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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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正义”，并非今天作为“邪恶”反义词的意思，而主要指“合法”、“正途”、“正统”。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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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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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游侠”特征是以布衣取义，这也正是当初黄宗羲请“以布衣参军事”的注脚。从一开始请“以布衣参军事”，到晚年自认为“游侠”，黄宗羲对于他在反清斗争中的姿态，一直在坚持着什么。这究竟包含何意，答案其实就藏在“不轨于正义”几个字里，读者可先留意，原委以后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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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且把黄宗羲的十年反清活动，做极简的交待。极简，并非悭吝篇幅，而是事迹本身实在不算丰厚。虽然浙东起义者们的热血和勇毅，很可感佩，但客观上力量极孱弱，方方面面情势都占不到任何便宜，内部组织又十分的涣散，确实是乏善可陈。顺便说一下，自满清在南京得手以后，明朝残余力量的反抗相较而言以粤、桂、滇等地略显可观，福建因为郑成功亦稍有声色，浙东的情形却基本只是给人以卵击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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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兵后，黄宗羲的战斗经历实际仅一次。那是第二年（1646）初夏，黄宗羲的西进之策获支持，于是得到总共三千的兵力，另有朱大定、陈潜夫等的小股部队“数百人附之”，计划“渡江，劄（通“札”，驻扎之意）谭山，将取海宁”。这三千主力，好不容易方才凑得，“两督师（指孙嘉绩、熊汝霖）所将皆奇零残卒，不能成军”。[23]但抵抗力量对此次行动却颇寄厚望，“嘉绩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义兴伯郑遵谦夹攻杭城”[24]，一旦得手，就要夺取杭州。这显然不切实际。行动刚一开始，未能渡江便大败，“以江上兵溃而返”——说来也是天不作美，是岁，正赶上大旱，“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步往返”。清军北人，本来恐水，此时大胆放马试之，“不及于腹”，于是挥兵过江。这边义师则被冲得七零八落，“走死不暇”，苦苦聚集的三千人马登时烟消云散，连监国朱以海也从绍兴仓皇出逃，“上由江门出海”，直接漂泊海上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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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失去和朱以海的联系，以所剩五百人逃入四明山，“结寨自固”，暂所栖身，然非长久之计。稍作喘息，黄宗羲决定乔装打扮自己下山，去访朱以海下落。他“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贫，不可就之求粮”。可话虽如此，部队也并非不明白这道理，终不能白白饿死。黄宗羲走后不久，“部下粮绝，不得已取之山民。”而山民看来也无甚政治觉悟，不因你是抗清武装就甘心被抢，“以语逻卒，导之焚寨”，向满清的侦探告发了这支武装的存在，且为之当向导，“夜半火起”，黄宗羲手下汪涵、茅瀚二将“出战死之”，余者或死或逃。而黄宗羲查访空手而回，回来则“无所归”，山寨早已荡为平地，只好潜回黄竹浦，“而迹捕之檄累下”，从此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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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躲避的地点，是化安山。在那人迹罕见之地，他用研究历法和数学打发时间。我们往往只知他是人文学者，其实，黄宗羲算得上近世重要的科学家。清代历算之学以梅文鼎成就最高，全祖望却说：“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27]称梅氏先驱实为黄宗羲。而其自云：“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28]一是认为中国数学衰落已久了，言下之意，到他这儿才重续旧脉。其次，似乎他的历法与数学得之“西人”，当然，以他看来西方这类学问源出中国，他不过使之回了娘家而已，但由此看出，他是中国近世较早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物之一，具体经过我们并不清楚，有人推测可能从前在北京游历时与汤若望等有过交往。避祸二三年间，他总共写了十几种历法、数学著作，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等，惜多佚，仅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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