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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菜诗唱和诗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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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吕留良交谊的见证。黄诗序云:“孟举兄不得见者十一年矣,今年二月至语溪⋯⋯”可知事当其访吕留良时。孟举乃当时名诗人吴之振的表字,此件即其后人所藏。参与唱和者凡十四人,图中央为吕留良手迹,下部为宗羲(右)、宗炎(左)黄氏兄弟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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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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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康熙皇帝。黄宗羲晚年盛称他“圣天子”,誉其统治“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此点曾遭章太炎等痛诋。然若不抱偏见,康熙的开明、睿达与仁笃,毕竟少见。况且对于政治,黄宗羲还有一个根本观点:“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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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所绘《舟山岛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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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所绘,已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之舟山。1649 年11 月,黄宗羲正是从舟山启程,作为鲁监国代表之一,前往日本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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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风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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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记其乞师日本见闻:“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书、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故老不见兵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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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才具,大家都莫名其妙。曾有朋友来黄竹浦乡下造访,“村路泥滑。同来沈长生不能插脚,元子笑言:‘黄竹浦,固难于登龙门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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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身找原因,他小的时候不很以举业为念。“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39]用全祖望的话说,“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每夜分,秉烛观书,不及经艺”。[40]总之,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等到父亲卷入党祸,他的家庭与生活又失去了平静,备历坎坷,“无暇更理经生之业,不读书者五年”。南京第一次参加乡试时,对科举完全一窍不通,由新结识的好友沈寿民(眉生)临时辅导,手把手地教他,“开导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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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才槃槃之人,对科举不屑一顾,压根儿不入那个笼套,比如前面提到的唐代李泌。黄宗羲倒非如此。他对举业很上心,花了很大工夫,从二十岁到三十来岁,十几年光阴尽付其间。后来谈起这一点,他很懊悔,觉得是徒耗生命,并痛惜当老师刘宗周在世时,自己因为“志在举业,不能有得”,没有珍惜学习的机会,“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42],只能说滥竽充数。他回忆崇祯七年陪老师从嘉善乘船去省城杭州,舟中刘宗周谈了好些学问上的事,黄宗羲承认:“弟是时茫然。”[43]什么也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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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魔障里,他着实兜了好些年圈子。最终破门而出,得感谢生活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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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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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科举那种铸模子、格式化的路子,跟他的才具天然地格格不入,然而,那时他却并不自知。他足够刻苦和勤奋,“年二十二,读二十一史,日限丹铅一本……手不去编,寒夜抄书,必达鸡唱,暑则穴帐通光,以避蚊蚋。”[45]“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淡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46]换一个平庸之才,这么努力,总会有所回报;在他,效果却很微寡。古往今来的经验显示,考试,仅为普通人才之间比试高低而设,而不世之才,于其中反倒每每显得低能。因为后者巨大的创造性秉赋,很难适应规格化思维的要求和训练。黄宗羲的情况,正是如此。在练习举业的过程中,他心智的泉眼从未捅开,处在“学而不思”的状态,可是,却又做不到如天生擅长或适合应试者那样,真真正正机械、心如枯水、浑浑噩噩地死读书和读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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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直到中年,黄宗羲竟然还是一副碌碌无为的样子,功名蹭蹬以外,文章学问也没有什么建树。简直可以这样说,倘使他只活四十岁,今天便不会有多少人谈到他——依了先前的情形,谁也看不出他将来有成为中国三百年屈指可数的文化巨擘的潜质,虽然文震孟似乎有一番先见之明,然揆以实际,“异日当以大著作名世”云云,没准只是浮泛的客套罢了,因为那时从他身上,实在看不出什么这类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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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像突然来临。这个时间,大体在1649年,以黄宗羲离开健跳、离开鲁王,以及从日本乞师失败而归作为标志。全祖望说:“海氛澌灭,公无复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门,于是始毕力于著述。”[47]邵廷采则说:“遂奉太夫人避居山中,大启蕺山书,深研默究。”[48]他自己也有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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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业蕺山时,颇喜为气节斩斩一流,又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而追恨为过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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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突然开窍的。何以致之的呢?“患难之余,始多深造”,这句是关键。前面引过他一段话,也讲到“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意思相同。过去,为了举业,为了求出身和功名,他也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但全无感觉,更不必说开窍;如今,经过了丧乱、颠沛流离、苦海浮槎,读书一下子闪现了全新的意义,焕发了夺目的光泽,是如此充盈、丰满、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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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在于他终于发见了自己,走向自己。他这种人,注定不能在名缰利锁的驱赶之下读书和为学,不少读书人属于此类,而黄宗羲不是,或者说真正的思想者都不是。对黄宗羲,那反而是一种毁坏,会把他变得比一般读书人还要乏善可陈。一旦与别人展开试卷上的竞争较量,他简直一无是处;一方面,那是为循规蹈矩、缺乏真正创造性、只适合平步青云的人预备的游戏,另一方面,他自身种种优长——独立的思考与发现、深刻的忧患、巨大的心灵、求知解惑的饥渴与能力等等,全都丢在一边,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从头看过,“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初、继、终,这三部曲在黄宗羲竟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他非得有那样的初,那样的继,才有那样的终。我们也曾讲过阮大铖的故事,他就无须什么初和继,而是三脚两步,一下就厕于儒林。这还不算什么,那时还有“连中三元”的极品,接连解元、会元、状元,一马平川、略无停顿、直登儒林。但显然,那是另一种儒林。中国自古便有两种儒林,黄宗羲所“厕”的,不是考试专家、职场宠儿所“厕”的儒林。这就是为什么他得等到四十岁后,历了许多磨难、看了许多沧桑,才开窍,才找到读书和为学的感觉。当然,也是他自己走了弯路,去跟考试天才们就试卷的优秀一争短长,而浪掷了不少的时光。就此言,那个“天崩地解”、“天移地转”的时代,于他既为不幸,又是一大幸运。如非这现实的激发、刺痛和历练,他也许还觉悟不过来,也许还握不住自己的本质。现在,他无疑牢牢抓在手里,而所有的苦难、愀然和悲闷,都化为一笔巨资,助他一跃登上时代思想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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