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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身找原因，他小的时候不很以举业为念。“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39]用全祖望的话说，“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每夜分，秉烛观书，不及经艺”。[40]总之，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等到父亲卷入党祸，他的家庭与生活又失去了平静，备历坎坷，“无暇更理经生之业，不读书者五年”。南京第一次参加乡试时，对科举完全一窍不通，由新结识的好友沈寿民（眉生）临时辅导，手把手地教他，“开导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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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才槃槃之人，对科举不屑一顾，压根儿不入那个笼套，比如前面提到的唐代李泌。黄宗羲倒非如此。他对举业很上心，花了很大工夫，从二十岁到三十来岁，十几年光阴尽付其间。后来谈起这一点，他很懊悔，觉得是徒耗生命，并痛惜当老师刘宗周在世时，自己因为“志在举业，不能有得”，没有珍惜学习的机会，“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42]，只能说滥竽充数。他回忆崇祯七年陪老师从嘉善乘船去省城杭州，舟中刘宗周谈了好些学问上的事，黄宗羲承认：“弟是时茫然。”[43]什么也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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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魔障里，他着实兜了好些年圈子。最终破门而出，得感谢生活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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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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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科举那种铸模子、格式化的路子，跟他的才具天然地格格不入，然而，那时他却并不自知。他足够刻苦和勤奋，“年二十二，读二十一史，日限丹铅一本……手不去编，寒夜抄书，必达鸡唱，暑则穴帐通光，以避蚊蚋。”[45]“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淡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46]换一个平庸之才，这么努力，总会有所回报；在他，效果却很微寡。古往今来的经验显示，考试，仅为普通人才之间比试高低而设，而不世之才，于其中反倒每每显得低能。因为后者巨大的创造性秉赋，很难适应规格化思维的要求和训练。黄宗羲的情况，正是如此。在练习举业的过程中，他心智的泉眼从未捅开，处在“学而不思”的状态，可是，却又做不到如天生擅长或适合应试者那样，真真正正机械、心如枯水、浑浑噩噩地死读书和读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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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直到中年，黄宗羲竟然还是一副碌碌无为的样子，功名蹭蹬以外，文章学问也没有什么建树。简直可以这样说，倘使他只活四十岁，今天便不会有多少人谈到他——依了先前的情形，谁也看不出他将来有成为中国三百年屈指可数的文化巨擘的潜质，虽然文震孟似乎有一番先见之明，然揆以实际，“异日当以大著作名世”云云，没准只是浮泛的客套罢了，因为那时从他身上，实在看不出什么这类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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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就像突然来临。这个时间，大体在1649年，以黄宗羲离开健跳、离开鲁王，以及从日本乞师失败而归作为标志。全祖望说：“海氛澌灭，公无复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门，于是始毕力于著述。”[47]邵廷采则说：“遂奉太夫人避居山中，大启蕺山书，深研默究。”[48]他自己也有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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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业蕺山时，颇喜为气节斩斩一流，又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而追恨为过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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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突然开窍的。何以致之的呢？“患难之余，始多深造”，这句是关键。前面引过他一段话，也讲到“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意思相同。过去，为了举业，为了求出身和功名，他也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但全无感觉，更不必说开窍；如今，经过了丧乱、颠沛流离、苦海浮槎，读书一下子闪现了全新的意义，焕发了夺目的光泽，是如此充盈、丰满、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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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在于他终于发见了自己，走向自己。他这种人，注定不能在名缰利锁的驱赶之下读书和为学，不少读书人属于此类，而黄宗羲不是，或者说真正的思想者都不是。对黄宗羲，那反而是一种毁坏，会把他变得比一般读书人还要乏善可陈。一旦与别人展开试卷上的竞争较量，他简直一无是处；一方面，那是为循规蹈矩、缺乏真正创造性、只适合平步青云的人预备的游戏，另一方面，他自身种种优长——独立的思考与发现、深刻的忧患、巨大的心灵、求知解惑的饥渴与能力等等，全都丢在一边，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从头看过，“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初、继、终，这三部曲在黄宗羲竟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他非得有那样的初，那样的继，才有那样的终。我们也曾讲过阮大铖的故事，他就无须什么初和继，而是三脚两步，一下就厕于儒林。这还不算什么，那时还有“连中三元”的极品，接连解元、会元、状元，一马平川、略无停顿、直登儒林。但显然，那是另一种儒林。中国自古便有两种儒林，黄宗羲所“厕”的，不是考试专家、职场宠儿所“厕”的儒林。这就是为什么他得等到四十岁后，历了许多磨难、看了许多沧桑，才开窍，才找到读书和为学的感觉。当然，也是他自己走了弯路，去跟考试天才们就试卷的优秀一争短长，而浪掷了不少的时光。就此言，那个“天崩地解”、“天移地转”的时代，于他既为不幸，又是一大幸运。如非这现实的激发、刺痛和历练，他也许还觉悟不过来，也许还握不住自己的本质。现在，他无疑牢牢抓在手里，而所有的苦难、愀然和悲闷，都化为一笔巨资，助他一跃登上时代思想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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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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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反思，说明了他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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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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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以批判的，无疑正是他打算反其道而行的。所谓不能离经背训、所谓一定之说，在他看来都是肤论瞽言，中国正应该以“深求其故”打破肤论、以“取证于心”摆脱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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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贡献，凸显于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有明一代思想源流、思维方式、价值观的系统探究、总结，尤其是批判；二是从文明或人类正义的高度，对整个中国历史作深刻反思。他的工作，实际上从中国精神资源内部，疏通了古典与未来的关系，打开了中国文化自我更生（注意，是自我更生，而非仰赖异国文明的灌输及引导）之门。因此，他实际为我国之但丁、彼特拉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式人物，他的存在，提示类似的思想进步或突破，在前现代的中国已是事实。可惜，由于满清的异族统治，由于这统治必然要有的对汉族尤其是明遗民知识分子、思想者言论学说的箝制、禁毁和打压，黄宗羲以及他这一批人的思想成果无法进入和影响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之较欧洲白白损失和晚迟了二百年，我们能够认定的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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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重新发现和解释孟子。孟子为儒家亚圣，地位紧随孔子之后，儒家思想也常称作孔孟之道。但这两大圣贤之间，在思想色彩的层面其实有相当的不同。孔子致力于“立”，孟子致力于“破”；孔子热诚地追求理想、向人描绘美好和谐的景象，孟子则嫉恶如仇，专注于暴露现实的丑陋与弊端，是暴政和民贼独夫的毫不容情的批判者；孔子的话语文质彬彬、温良敦厚，孟子出言犀利、擅长驳论。某种意义上，孟子之于中国精神文明的意义或在孔子之上，他更多的是一位反对者，为中国提供了批判现实的传统，因而是独大、专制权力所害怕和反感的人。朱元璋曾想把他从文庙配享中驱撤，后又大幅删削《孟子》，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以阉割后的《孟子节文》为本。在一意向中国学习文化的我们的东邻日本，孟子思想也不受欢迎，原因同样为着他对君权加以肆无忌惮的攻击。孟子思想，应是中国古代文化质地最好的一部分，甚至置诸整个古代世界，也未有可与之争辉者。它在二千三百年前就触及了含着民主、民约论意味的政治理性，此实足证明中国人对于进步的思想有杰出原创能力，以及中国的文明高度原本并不低于世界的水准。它的存在，能够击破要将民主意识或传统外在于中国的企图，以及所谓民主不合中国国情的抹黑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奇谈怪论。1669年，黄宗羲作《孟子师说》七卷，他解释此作直接原因，是刘宗周对儒家基本经典都有阐说，“独《孟子》无成书”，所以他替老师来做这件事，“以补所未备”。这大概是动因之一，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在于黄宗羲本人思想与孟子有特殊的血缘关系，视《孟子》为中国最优秀的精神宝库，而必予以推重、张扬，使它在中国历史进化中发挥现实作用。在对《孟子》的讨论中，他强烈突出、渲染了天下为公、君轻民贵、正义（仁义）乃伦理之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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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之志，以救民为主，所谓“民为贵，君为轻”也。“放太甲于桐”与“放桀于南巢”，其义一也。向使桀能迁善改过，未尝不可复立，太甲不能贤，岂可又反之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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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甲是商汤之后第四代帝君，因为失道无德，被他的宰相伊尹放于桐宫，令其悔过，三年后，伊尹认为太甲已经自新，将他迎回复位。桀是夏代末位君主，在中国开暴君的先河，商汤推翻了他，把他放逐在南巢。黄宗羲认为，对那些虐害人民的暴君，可以推翻，可以流放，可以诛杀（《明夷待访录》里有此明言），人民则有权起来革命——这些都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还说，欢迎坏君主改正，虽然是桀，改了也允许接着当他的帝君，太甲如果不改，能被迎回吗？——这语气，在当时真可谓“悖乱”之至了。对于伊尹惩处君上，黄宗羲称赞是对的，因为伊尹意在“救民”，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把君主放到比人民次要的位置，才是正确的伦理次序，而非颠倒过来。谈到《孟子》“伯夷辟纣”这一章，他出于摈弃忠君之论，力改《史记》对伯夷、叔齐商亡后“义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饿死的说法，并把《论语》的相关意思一并重新解说——实际是加以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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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盖二子逊国而至首阳，故饿也。民称之者，称其逊国高风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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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伯、叔二人根本不是不食周粟饿死，而是耻于在纣王暴政下做孤竹国的诸侯，主动弃国逃亡，而在逃亡途中饿死。人民之称道他们，所称道的也并非他们对商朝的忠实，而是他们的“逊国高风”，亦即对暴政的抛弃和不合作。又引了王安石的话：“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意思是，天下无有不恨纣王的，伯夷其实恰恰是最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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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册《黄宗羲全集》，逾九千页，洋洋大观，这里只能权举一隅，稍窥他的探索。而对他遗诸我们的精神财富居何等价值，且借两位学者的评价，取一概观的认识。首先是侯外庐，他说：“此书（《明夷待访录》）前于卢梭‘民约论’一个世纪”，又说：“此书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52]又说：“宗羲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历史上所谓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观点颠倒过来，具有工商业自由生产的理想的人”[53]，以及“宗羲的经济思想，已有‘国民之富’的萌芽”。[54]尤其他还说：“‘明夷待访录’之合于恩格斯所指的‘近代推论的思维方法’，就不是梁启超所能知道的。”[55]次如台湾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亦指《明夷待访录》“较之卢梭之《民约论》已着先鞭”，《原君》《原臣》《学校》诸篇，“置诸洛克《政府论》中可无逊色”，[56]说黄宗羲对“人民为政治之主体”之肯定，“逼近了西洋近代‘主权在民’的思想”[57]，盛称其“与孟子先后辉映，与卢梭东西媲美”[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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