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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之间，真是其乐融融。他们逐日相聚，谈道论义，各出诗篇，用黄宗羲的话讲：“座中无有不成章。”当时，黄宗羲正在写他最重要的著作《明夷待访录》（起稿于1662，成于1663年冬），而吕留良也处在思想上与过去——他在入清后曾参加科举，并热衷编写科举辅导材料赚钱——决裂的关键期，所以此时他们的聚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实在是应该瞩目的事件。尤其吕留良，与黄宗羲交往，对他反清思想应有很大推动。他那首著名的七言诗，就是认识黄宗羲后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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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识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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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参加清朝科举为失足，“醒便行吟”是说现在终于觉醒了，从此高举民族大义。几年后，生员考试前夕，吕留良造访县学教谕陈执斋寓所，当面出示以上之诗，“告以将弃诸生”，宣布放弃秀才身份、拒绝清政府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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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斋始愕眙不得应，既而闻其终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难，但恨向日知君未识君耳！”于是诘旦传唱（考试前点名），先君不复入，遂以学法除名，一郡大駴，亲知无不奔问徬徨，为之气短，而先君方怡然自快。[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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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逗留月余，因三弟黄宗会病危“驰归”，这段吕家西席经历也告结束。但他们联系仍是频密的，常有书信诗文往还。黄宗羲曾几次来语溪会吕留良，单单1664年，就于二月、十月来了两趟，而吕也曾去黄竹浦回拜。[65]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一次，是甲辰年（1644）四月，宗羲、宗炎、高旦中、吕留良四位朋友“同至常熟”。常熟是钱谦益的乡里，那时，他患了大病，黄宗羲等专程前来探他。我们已经知道，黄、钱是地下抗清的同志，两人有许多“不足与外人道”的秘密，此番黄宗羲既偕吕留良同来，自是视为可寄心腹的生死之交了。也正是这次探望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小故事。钱谦益长年支持抗清，“破产饷义师，负债益重”，此时“卧病于东城故第，自知不起，贫甚，为身后虑”。[66]所谓“身后”，指棺木。正好有位当官的求其三文，润笔颇丰，但自己已写不动，就临时抓黄宗羲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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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公以丧事相托，公未之答，虞山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使人代草，不合我意，知非兄不可。”即导公入室，反锁于外。公急欲出，二鼓而毕，虞山叩首称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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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既具情见性，也使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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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亲密的友情，前后持续了六年。《黄宗羲年谱》中吕、黄最后一次打交道的记录，为丙午年（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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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望，东归，旋复之语溪……祁氏旷园之书，乱后迁至化鹿寺。公过郡，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载十捆而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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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直接提到吕留良，实际此行却是两人商量要共同办一桩事。“祁氏”，即绍兴祁家，世代书香，藏书极丰且精，“旷园”（或称“旷亭”），即其藏书处。黄宗羲《思旧录》曾记昔年在祁彪佳书房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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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书室，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公知余好书，以为佳否，余曰：“此等书皆阊门市肆所有，腰缠数百金，便可一时暴富。唯夷度先生公之父所积，真希世之宝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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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度先生，即祁彪佳父亲祁承爜，大藏书家。祁彪佳的意思，自然想听对自己书房的好感，黄宗羲却贬了眼前、独赞乃父所藏，不知何意。只是从中可见，他对祁氏“旷园”心仪已久。明亡，祁彪佳殉国，其子等又因牵连抗清，或死或放，祁家由是散涣，藏书暂存化鹿寺（在绍兴若耶山，若耶山又名化鹿山），准备低价处理。黄宗羲此来语溪，便是与吕留良商议共同出资收购事。谈妥后，黄宗羲去了绍兴，吕留良没去。结果发生了龃龉。全祖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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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淡生堂（祁氏藏书楼号）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吕留良的表字）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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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购书款主要来自吕留良，黄宗羲仅以束脩（教书费）入股。然而，书到手后的分配，正好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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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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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并且说，后来人们只知道吕、黄之间不可收拾，“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还说，吕留良所出三千金，也并不是自己的，“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且亦“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72]和黄宗羲做法一般无二。总之，收购祁家藏书之事，真是一个很大的风波，活活拆散了当时浙省两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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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既不知此事的确切经过（吕留良方面有不同说法），也不知它在吕、黄交恶中是否真有全祖望讲的那种关键作用，只是觉着事情倘仅因“可为一笑者也”而起，有些讲不通。实际上，四年后的一件事，可能更足以表示深刻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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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年高旦中不幸去世，冬天下葬，黄、吕等各自赶来，黄宗羲还亲自撰写墓志铭。《黄宗羲年谱》：“冬，为甬上高旦中题主，至乌石山。”[73]吕葆中《行略》：“时会葬高先生于鄞之乌石山，先君芒鞋冒雪，哭而往。”[74]初无异常，然而，那篇墓志铭，引出了大恚争。吕留良以几乎忍无可忍语气，对其大加挞伐，谓之“固极无理”、“词气甚倨”，不满主要在于：“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75]感到不妥的，非止吕留良，据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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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充宗传谕：以高旦中志铭中有两语，欲弟易之，稍就圆融：其一谓旦中之医行世，未必纯以其术；其一谓身名就剥之句。弟文不足传世，亦何难迁就其说？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浙河，芟除黄茅白苇之习，此等处未尝熟谙，将来为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盖不因鄙文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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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外两个人，请黄门弟子万斯大（表字充宗）捎口信，希望黄宗羲就两个说法加以修改。黄坚持不改，理由一是那些话在高旦中生前自己就当面讲过，“生前之论如此，死后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二是别人以为不中听，在他却不过是对好友一番惋惜之情，“哀之至故言之切也。”可能他心中确作此想，也可能如吕留良认为的别有原因；但他的固执是一目了然的。我曾将黄比为明代鲁迅，认为这两位越中老乡骨头一样硬，也一样尖刻、坚顽，要他们低头，几乎不可能，黄宗羲对大家的批评、劝说，就明确表示他要“一以古人为法，宁不喜于今人”，哪怕别人讲得有道理，哪怕在墓志铭中批评逝者确有些“违仁”，哪怕被批评者于己有恩有义——黄宗羲所不满的高旦中因行医挣钱而疏怠学问，本来正是毁家救友、为黄氏兄弟付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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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高旦中“深文巧诋”，志铭另外有个地方，更令吕留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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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中临绝有句云：“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见”为“共见”，且训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即堕鬼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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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遗诗而大笔一挥擅改，这大概就是“甚倨”的表现。可问题好像不这么简单，《吕留良年谱》的作者包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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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文艺问题，但我们仔细看看，实在是重大的民族思想问题。他说的“明月”并不是“山间之明月”的明月，他说的“青松”也不是黄山的青松，他说的明月就是那胜国的明朝，他说的青松就是新兴的统治者清朝……意会这两句诗就是复明还未实现，我人已先死了！这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教英雄泪满襟”的意思。如其硬要抓住字面，都不免要“堕入鬼趣”。太冲改“不”为“共”，就因犯了太舍不得字面的缘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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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高旦中一生，结合此为其临终绝笔之诗，也结合吕留良“幽清哀怨”的点评，包赍的分析是很让人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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