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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67 四友之间,真是其乐融融。他们逐日相聚,谈道论义,各出诗篇,用黄宗羲的话讲:“座中无有不成章。”当时,黄宗羲正在写他最重要的著作《明夷待访录》(起稿于1662,成于1663年冬),而吕留良也处在思想上与过去——他在入清后曾参加科举,并热衷编写科举辅导材料赚钱——决裂的关键期,所以此时他们的聚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实在是应该瞩目的事件。尤其吕留良,与黄宗羲交往,对他反清思想应有很大推动。他那首著名的七言诗,就是认识黄宗羲后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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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69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识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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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71 视参加清朝科举为失足,“醒便行吟”是说现在终于觉醒了,从此高举民族大义。几年后,生员考试前夕,吕留良造访县学教谕陈执斋寓所,当面出示以上之诗,“告以将弃诸生”,宣布放弃秀才身份、拒绝清政府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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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73 执斋始愕眙不得应,既而闻其终曲本末,乃起揖曰:“此真古人所难,但恨向日知君未识君耳!”于是诘旦传唱(考试前点名),先君不复入,遂以学法除名,一郡大駴,亲知无不奔问徬徨,为之气短,而先君方怡然自快。[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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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75 黄宗羲逗留月余,因三弟黄宗会病危“驰归”,这段吕家西席经历也告结束。但他们联系仍是频密的,常有书信诗文往还。黄宗羲曾几次来语溪会吕留良,单单1664年,就于二月、十月来了两趟,而吕也曾去黄竹浦回拜。[65]比较有特殊意义的一次,是甲辰年(1644)四月,宗羲、宗炎、高旦中、吕留良四位朋友“同至常熟”。常熟是钱谦益的乡里,那时,他患了大病,黄宗羲等专程前来探他。我们已经知道,黄、钱是地下抗清的同志,两人有许多“不足与外人道”的秘密,此番黄宗羲既偕吕留良同来,自是视为可寄心腹的生死之交了。也正是这次探望中,发生了戏剧性的小故事。钱谦益长年支持抗清,“破产饷义师,负债益重”,此时“卧病于东城故第,自知不起,贫甚,为身后虑”。[66]所谓“身后”,指棺木。正好有位当官的求其三文,润笔颇丰,但自己已写不动,就临时抓黄宗羲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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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77 一见公以丧事相托,公未之答,虞山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使人代草,不合我意,知非兄不可。”即导公入室,反锁于外。公急欲出,二鼓而毕,虞山叩首称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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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79 故事既具情见性,也使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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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81 这样亲密的友情,前后持续了六年。《黄宗羲年谱》中吕、黄最后一次打交道的记录,为丙午年(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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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83 五月望,东归,旋复之语溪……祁氏旷园之书,乱后迁至化鹿寺。公过郡,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载十捆而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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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85 未直接提到吕留良,实际此行却是两人商量要共同办一桩事。“祁氏”,即绍兴祁家,世代书香,藏书极丰且精,“旷园”(或称“旷亭”),即其藏书处。黄宗羲《思旧录》曾记昔年在祁彪佳书房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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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87 入公书室,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公知余好书,以为佳否,余曰:“此等书皆阊门市肆所有,腰缠数百金,便可一时暴富。唯夷度先生公之父所积,真希世之宝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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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89 夷度先生,即祁彪佳父亲祁承爜,大藏书家。祁彪佳的意思,自然想听对自己书房的好感,黄宗羲却贬了眼前、独赞乃父所藏,不知何意。只是从中可见,他对祁氏“旷园”心仪已久。明亡,祁彪佳殉国,其子等又因牵连抗清,或死或放,祁家由是散涣,藏书暂存化鹿寺(在绍兴若耶山,若耶山又名化鹿山),准备低价处理。黄宗羲此来语溪,便是与吕留良商议共同出资收购事。谈妥后,黄宗羲去了绍兴,吕留良没去。结果发生了龃龉。全祖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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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91 吾闻淡生堂(祁氏藏书楼号)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吕留良的表字)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淡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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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93 亦即,购书款主要来自吕留良,黄宗羲仅以束脩(教书费)入股。然而,书到手后的分配,正好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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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95 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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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97 全祖望并且说,后来人们只知道吕、黄之间不可收拾,“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淡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还说,吕留良所出三千金,也并不是自己的,“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且亦“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72]和黄宗羲做法一般无二。总之,收购祁家藏书之事,真是一个很大的风波,活活拆散了当时浙省两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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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899 其实,我们既不知此事的确切经过(吕留良方面有不同说法),也不知它在吕、黄交恶中是否真有全祖望讲的那种关键作用,只是觉着事情倘仅因“可为一笑者也”而起,有些讲不通。实际上,四年后的一件事,可能更足以表示深刻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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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01 1670年高旦中不幸去世,冬天下葬,黄、吕等各自赶来,黄宗羲还亲自撰写墓志铭。《黄宗羲年谱》:“冬,为甬上高旦中题主,至乌石山。”[73]吕葆中《行略》:“时会葬高先生于鄞之乌石山,先君芒鞋冒雪,哭而往。”[74]初无异常,然而,那篇墓志铭,引出了大恚争。吕留良以几乎忍无可忍语气,对其大加挞伐,谓之“固极无理”、“词气甚倨”,不满主要在于:“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75]感到不妥的,非止吕留良,据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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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03 万充宗传谕:以高旦中志铭中有两语,欲弟易之,稍就圆融:其一谓旦中之医行世,未必纯以其术;其一谓身名就剥之句。弟文不足传世,亦何难迁就其说?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浙河,芟除黄茅白苇之习,此等处未尝熟谙,将来为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盖不因鄙文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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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05 这是另外两个人,请黄门弟子万斯大(表字充宗)捎口信,希望黄宗羲就两个说法加以修改。黄坚持不改,理由一是那些话在高旦中生前自己就当面讲过,“生前之论如此,死后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二是别人以为不中听,在他却不过是对好友一番惋惜之情,“哀之至故言之切也。”可能他心中确作此想,也可能如吕留良认为的别有原因;但他的固执是一目了然的。我曾将黄比为明代鲁迅,认为这两位越中老乡骨头一样硬,也一样尖刻、坚顽,要他们低头,几乎不可能,黄宗羲对大家的批评、劝说,就明确表示他要“一以古人为法,宁不喜于今人”,哪怕别人讲得有道理,哪怕在墓志铭中批评逝者确有些“违仁”,哪怕被批评者于己有恩有义——黄宗羲所不满的高旦中因行医挣钱而疏怠学问,本来正是毁家救友、为黄氏兄弟付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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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07 除对高旦中“深文巧诋”,志铭另外有个地方,更令吕留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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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09 旦中临绝有句云:“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见”为“共见”,且训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即堕鬼趣。”[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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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11 死者遗诗而大笔一挥擅改,这大概就是“甚倨”的表现。可问题好像不这么简单,《吕留良年谱》的作者包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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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13 在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文艺问题,但我们仔细看看,实在是重大的民族思想问题。他说的“明月”并不是“山间之明月”的明月,他说的“青松”也不是黄山的青松,他说的明月就是那胜国的明朝,他说的青松就是新兴的统治者清朝……意会这两句诗就是复明还未实现,我人已先死了!这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教英雄泪满襟”的意思。如其硬要抓住字面,都不免要“堕入鬼趣”。太冲改“不”为“共”,就因犯了太舍不得字面的缘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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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3915 结合高旦中一生,结合此为其临终绝笔之诗,也结合吕留良“幽清哀怨”的点评,包赍的分析是很让人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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