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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他这些主张，而回瞻其与吕留良的关系，就不难明白初遇的时候，他们是何等心灵投契。其实可以推断，吕留良应是因与黄宗羲交往，而得到激励和启发，一跃成为坚定的“夷夏之防”论者和反清斗士。根据是，第一，黄宗羲《留书》的思想表达远远在前；第二，吕的大变，确是孤山之会后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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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个不幸的交错。前面曾讲，黄宗羲接受聘请到语溪梅花阁做西席时，正在《明夷待访录》写作之中。这个写作，促成了也标志着黄宗羲思想的转折性发展。就是说，他那时刚好在变化的开端。然而，吕留良却无此思想的进展；他所遇见的黄宗羲，是夷夏论残余期或尾声的黄宗羲，而他自己，则刚刚走入这种思想，勃勃然方兴，两个人就在这样的瞬间相遇。此后，黄宗羲已弃夷夏论而沿《明夷待访录》的方向去了。吕留良相反，在夷夏论的方向行之益远，终为清初这一思想的大旗，害得后来雍正皇帝不辞辛苦，亲撰《大义觉迷录》跟他论战，并起其尸于地下而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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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后的分歧究竟何在呢？或者说，黄宗羲究竟怎样抛弃了夷夏论呢？把《留书》和《明夷待访录》对照起来读，就非常明白。两者的价值核心未变，均以文明为天、以文明为己任、以文明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但在《留书》中，主要批判对象是夷狄，亦即那些化外的、野蛮的民族，觉得他们是文明的大敌，而《明夷待访录》中，居于这个位置的，已悄然变成了暴政、独夫、以天下为一姓之私产的极权制度。他这方面的论述闻名天下，毋待在此再予赘引。我们只须指出，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可谓思想的飞跃。此后，黄宗羲复经《孟子师说》的探察，而完全跳出“忠君”、“家天下”的窠臼，来到一般儒家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想望的眼界。撇开日常琐事纠葛不论，仅就思想层面论，他后来不被昔日同道同志理解，实在是后者没有与他一道形成思想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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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少有人如他那样，亲历极权、暴政对家庭的迫害，创巨痛深。“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这句话，这“惨然”二字，一般人岂能道出？不要说别人，即便他几个弟弟，都未必如他一样有切肤之痛。他有那样正派、善良的父亲，却只因正派、善良，被全无人性地虐害而死。他作为长子，自小被父亲携于任上，从宁国到北京，很多事情他亲眼所见。独大的极权如何毁灭一个人、一个家庭，从头到尾他悉收眼底，而为之怵目惊心、刻骨难忘。他之能在崇祯初平反冤假错案中，以一介少年，袖藏长锥，独至京城，当着崇祯皇帝面，对酷吏奸臣奋力一刺，实是悲懑所致、愤恨已极。对那个丧尽天理的明朝，他内心真的引不起一丝“忠”的情感，只不过暂还无力从思想、理论上去确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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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隐约其辞，对于他的自命“游侠”留下伏笔，现在可以挑明：他在乙酉之后的十几年，实际是只抗清、不复明。抗清与复明，对很多志士是一而二、二而一，黄宗羲绝不可能具这种情感。反清是因“夷狄”乃文明对立面，然而“复明”又是为何？是要恢复那个以人民为仇雠的丑恶政权么？不过，早期他应该没有想明白，应该在纠结中，应该还解决不了这样的矛盾。他思想暂还不能越过夷夏论更往前一步；满清之为“夷”、朱明之为“夏”，这道障碍还横亘在他胸间。然而，他明显表现出困扰和犹疑，试图以“布衣”加入反抗、不肯像真正的“忠臣”那样追随鲁王到天涯海角、末了以“自由战士”姿态独立从事反清活动，都反映这种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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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苦思中，走出逼仄的。那萌芽，其实在强烈反清的《留书》中，已经闪现，那就是“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没有“后圣”的中国，未必不能变得和野蛮民族一样；“要荒之人”如有“后圣”，也未必不能是礼义之邦。他的思想一步步清晰起来：国家、民族、制度、文化，根本只在“正义”；合于“正义”，不论何国、何族、何种文明，就应推崇、趋往与效仿，如否，则唾之弃之。我因而想起孟德斯鸠“能以最合乎众人的倾向与好尚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之论，想起雨果所说“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样的黄宗羲，已彻底站到了文明的高度，以及人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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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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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光芒万丈的一语，它至大至尊的道理，不要说将近四百年以前，即在当下，亦非人人皆已了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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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道出此语的黄宗羲，不可能怀抱“复明”之想。毋如说，“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朱明之死，自他看来咎由自取、死不足惜。益至晚年，他益愈明了这一点，乃于回首往事时，援司马迁之义，称其反清生涯为“游侠”——是“千里诵义”、为文明而战，绝非为某“一姓”效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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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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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七十八岁的黄宗羲决定祼葬时，他的心胸已迈过了许多沟壑。寻常之人站不到那样的高度，不免反而因自己的一叶障目而对他困惑以至非议。比如对康熙皇帝的态度问题，众人眼睛还盯着“爱新觉罗”这么个异族姓氏，而黄宗羲目光却已投在了别处。众人只想到他不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称道一个“外来统治者”，却不曾单独地看看这“外来统治者”表现如何、做了哪些事、坏事多还是好事多、比过去的朱姓汉家君主如何，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老百姓得失如何……当然，这些问题不简单，有千头万绪的内容缠绕其中，谁也没法一语廓清。但黄宗羲无疑有他的道理，那道理也许距现实有些远，也许再过一千年就是人间很普通的道理——因此也许是现实还裹在沉重因袭里，一层一层的走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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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他基本是走出来了，祼葬便是最好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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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一下：不要棺木、不要纸块钱串、不要做七七、凡世俗所行一概扫除，这是与“一定之说”、“肤论瞽言”、种种可笑的束缚人的习规决裂；“殓以时服”，不刻意着明朝装束表示遗民身份，只如平时衣着，这是顺其自然，去身份化、以自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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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不要”，而他又“要”什么呢？要三池荷花、要“相厚之至者”每人于坟上植五株梅树、要与自然亲近、与鸢蚁们的平等与融洽……古时，没有我们嘴边的时髦词“自由”，却并非没有那意识或精神。“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自专，差不多是自由的意思吧，至少是自主。“残骸桎梏向黄泉，习惯滔滔成自然。”[98]这一句，意思清楚多了——他不愿意自己的身体纳在习惯的桎梏里，就算死掉了，那把骨头也不愿进入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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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三日，为“文明”思考终生的黄宗羲，用死亡完成了最后一次思想过程。遗愿得到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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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百家谨遵末命，于次日舁至化安山，不用棺椁，安卧圹中石床，前设石几，置所著述图书其上，即塞圹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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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弟子们讨论给他上一个怎样的私谥。首先确定下来“文”字，皆无异议。第二个字，有人提出“孝”，仇兆鳌不可，主张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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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抗蹈海之踪，而高不事之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阳可三，此宇内正气之宗，有明三百年纲常所系也。谥以“文节”，乃不失先生之大全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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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鳌学问很好，此番议论却不让人佩服。说什么乃师一生行迹，足令“义不食周粟”的首阳二贤平添一位，变成三贤；尤其还扯到“有明三百年纲常”，若黄宗羲有知，恐叹其死读书、读死书矣。众同门相执不下，遂“共就先生像前决之，得‘文孝’二字”。——黄宗羲真是把“自专”进行到底了，竟然冥冥中替自己确定了“文孝”之谥。“文”，是他一生的事业、内涵和理想。“孝”，则有袖锥刺贼、替父伸冤的少年壮举和多年“负母流离”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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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过程，由门生万言完整录于《文孝梨洲先生私谥议》。根据这记载，自由思想者黄宗羲于死后拒绝将自己与“节”字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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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南雷诗文集附录》，《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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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墨子校注》卷之十二，公孟第四十八，中华书局，1993，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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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1985，第1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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