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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野是宋代高士,一生守寒不为官,“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87],他也曾有推辞皇帝征召的故事,然检《宋史》本传,未见“老头皮”之说,应系黄宗羲误记,其当出宋人笔记《侯鲭录》卷六:“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88]相当于说,做官等于“完蛋”——这时,我们又想起了当年黄宗羲对鲁王“请以布衣从”的往事。最后,再次感谢陈锡嘏解围:“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并以此作结:“讱菴先生处,意欲通书,然草野而通书朝贵,非分所宜。”顺便说一下,《与陈介眉庶常书》写得情致生动、文采斐然,全不是《与徐乾学书》那么虚浮客套。这种不同,恐怕不在于收信人——他和徐乾学的关系并不浮泛——而在事情不同,《与陈介眉庶常书》所谈之事,明显触动了他的心曲,把全副情感和笔墨都调动起来,是真正的垂文自见之作。[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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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黄宗羲的晚年,全在这两封信中。一个,是经常与当局、官员打交道以致有些密切的黄宗羲;一个,是回避直接、正式为清朝做事或成其座上宾的黄宗羲。他于这二者,似有一道惟自己才看得清的分界线,而又拿捏得极好,总是将将在可迎可拒之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他打算放弃“游侠”生涯回到日常状态,奉母、养家、过活、读书、治学,总得有个态度,有个对策。何况他对甲乙以来的中国,以及整个历史、社会的道理,还有自己与众不同乃至越于时代所能理解程度之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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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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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夷待访录》,只要受过一定教育,很少未曾耳闻。但是,知道这部名著尚有其前身的人,或寥寥无几。但对我们来说,黄宗羲思想变化轨迹和最后的精神密码,都藏在这两件系出同源而又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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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是这么交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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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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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写完后未公开的文稿,便是《留书》——“留之箧中”之书也。癸巳年,即顺治十年(1653)。那时,他脱离鲁王,做了一名独立的“自由战士”,进入真正的“游侠”情状,而《留书》自然反映着那时的思想状态。过了十年——清朝已从顺治来到康熙时期——他却把它改写了,有的保留,有的“弃之”。在我们看来,所弃的那些,无疑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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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书》原八篇,今存其五:《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不存的《田赋》《制科》和《将》三篇,有目无文,“钞者谓已入《明夷待访录》。故不录。”[91]以此观之,《明夷待访录》虽由此而来,却是做了重大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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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整,就是对“夷夏之防”主旨的抛弃。这在《留书》,乃是贯穿始终的纲领,作者全部思考,都以它为总摄。其中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为《文质》《史》和《封建》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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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质”,换了我们今天的语汇,便是“文明”与“野蛮”,是讲这二者的高下、冲突、格格不入,以及文明之难之艰之易毁灭。他从苏洵的一个论断讲起,“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那意思,在我们看来并不错,但黄宗羲却拿了许多历史现象来证明,情形与苏洵所论并不相符,毋宁说刚好相反。就像一切对现实易抱不满之感的思想者一样,他是一位古典的推崇者,认为人类并非变得越来越好,而总是越来越堕落的。他觉得,“周之盛时”,文化是更精美更考究的,后来却更粗鄙。接着,又加以横向的比较,以周同时代的“要荒之人”为例,问何以周的文化如此之盛,而以外“要荒之人”却是那样一种形容——“其形科头露紒,未尝有冕服也;其食汙尊抔饮,未尝有俎豆也;其居处若鸟兽,未尝有长幼男女之别也。”就此,他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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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同是时也,中国之人既喜文而恶质与忠,彼要荒之人何独不然与?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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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或关键在是否有圣人作,而“圣人”者,并非俗所以为伟大光荣、徒供匍匐膜拜之神灵也,其实就是于文明能创、能厚、能弘扬的人杰。他认为,周之盛是因为涌现了有光大文明的力量的人,周以外的“要荒”,则因没有这样的人物。他觉得普遍来看,人性是懒惰而不肯上进的,假如没有大智大杰出世,实行创造、引领和教化,一般的人们都宁愿选择和安于“质”(野蛮)而非主动追求文明。他又驳斥了一位古人由余。这个由余在游说秦穆公时说,历来文明愈发达,疆土都越来越小,可见文明无用而有害。黄宗羲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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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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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点出了自己的反对对象:戎狄之道。同时也看出戎狄之道在他那里,不必限于异族,中国历史上秦代就是实行戎狄之道的。他说:“缪公之谥为‘缪”,不亦宜乎!”缪,是错误、乖误的意思。秦缪公与这称号,不是很般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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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篇相当于主脑、总纲,是《留书》立言的基石。其他的思考和观点,都植根在兹。既然视文明为天,而以“戎狄”为文明对立面,那时,他对“戎狄”的敌视真是处在无以过之的地步,觉得他们唯以毁坏文明为能事。所以《史》篇中说:“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这种认识,完全地解释了他曾经的九死一生致力于抗清的行为。他还强调,史学必须强烈突出夷夏之防的观念,他对《宋史》竟由蒙古人修成,痛心疾首,而批评本朝(朱明)光复中华之后,对此置之罔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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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宋恭帝赵显的年号)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南宋末代君主赵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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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此岂仅为宋人之辱,也是整个华夏和文明人的耻辱。面此,我们并不怀疑,他今后思想学术将会沿着这样的观念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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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篇有更堪惊异的思想。黄宗羲明白表示,不赞成中国搞大一统、中央集权,主张类似联邦制或邦联制国体。这主张,一则系出对秦代制度的厌恶与摈斥(秦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创立者),其二便是从夷夏之防角度考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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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其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干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为所据者二百二十六年……乃自尧以至于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独无所事,此何也?岂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则封建与不封建之故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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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是封藩建屏,这里所指,应相当于以统一的国家而实行充分地方自治。他所论的秦以前二千多年历史,因为并不确实,算不得数。但我们知道他想法的根源,来自对独大的极权的反感,认为这制度,既不利于中国的安全,更损害了中国的建设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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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后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之疆场,故其为治出于苟且。[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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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三四百年前的古人,能有这样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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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视角、襟抱,我们今人有时反而不如。而他对中国需要破除大一统、中央集权,很自信:“后之圣人复起,必将恸然于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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