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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野是宋代高士，一生守寒不为官，“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87]，他也曾有推辞皇帝征召的故事，然检《宋史》本传，未见“老头皮”之说，应系黄宗羲误记，其当出宋人笔记《侯鲭录》卷六：“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88]相当于说，做官等于“完蛋”——这时，我们又想起了当年黄宗羲对鲁王“请以布衣从”的往事。最后，再次感谢陈锡嘏解围：“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并以此作结：“讱菴先生处，意欲通书，然草野而通书朝贵，非分所宜。”顺便说一下，《与陈介眉庶常书》写得情致生动、文采斐然，全不是《与徐乾学书》那么虚浮客套。这种不同，恐怕不在于收信人——他和徐乾学的关系并不浮泛——而在事情不同，《与陈介眉庶常书》所谈之事，明显触动了他的心曲，把全副情感和笔墨都调动起来，是真正的垂文自见之作。[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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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黄宗羲的晚年，全在这两封信中。一个，是经常与当局、官员打交道以致有些密切的黄宗羲；一个，是回避直接、正式为清朝做事或成其座上宾的黄宗羲。他于这二者，似有一道惟自己才看得清的分界线，而又拿捏得极好，总是将将在可迎可拒之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他打算放弃“游侠”生涯回到日常状态，奉母、养家、过活、读书、治学，总得有个态度，有个对策。何况他对甲乙以来的中国，以及整个历史、社会的道理，还有自己与众不同乃至越于时代所能理解程度之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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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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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夷待访录》，只要受过一定教育，很少未曾耳闻。但是，知道这部名著尚有其前身的人，或寥寥无几。但对我们来说，黄宗羲思想变化轨迹和最后的精神密码，都藏在这两件系出同源而又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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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是这么交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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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余弃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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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写完后未公开的文稿，便是《留书》——“留之箧中”之书也。癸巳年，即顺治十年（1653）。那时，他脱离鲁王，做了一名独立的“自由战士”，进入真正的“游侠”情状，而《留书》自然反映着那时的思想状态。过了十年——清朝已从顺治来到康熙时期——他却把它改写了，有的保留，有的“弃之”。在我们看来，所弃的那些，无疑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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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书》原八篇，今存其五：《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不存的《田赋》《制科》和《将》三篇，有目无文，“钞者谓已入《明夷待访录》。故不录。”[91]以此观之，《明夷待访录》虽由此而来，却是做了重大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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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整，就是对“夷夏之防”主旨的抛弃。这在《留书》，乃是贯穿始终的纲领，作者全部思考，都以它为总摄。其中最突出也最重要的，为《文质》《史》和《封建》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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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质”，换了我们今天的语汇，便是“文明”与“野蛮”，是讲这二者的高下、冲突、格格不入，以及文明之难之艰之易毁灭。他从苏洵的一个论断讲起，“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那意思，在我们看来并不错，但黄宗羲却拿了许多历史现象来证明，情形与苏洵所论并不相符，毋宁说刚好相反。就像一切对现实易抱不满之感的思想者一样，他是一位古典的推崇者，认为人类并非变得越来越好，而总是越来越堕落的。他觉得，“周之盛时”，文化是更精美更考究的，后来却更粗鄙。接着，又加以横向的比较，以周同时代的“要荒之人”为例，问何以周的文化如此之盛，而以外“要荒之人”却是那样一种形容——“其形科头露紒，未尝有冕服也；其食汙尊抔饮，未尝有俎豆也；其居处若鸟兽，未尝有长幼男女之别也。”就此，他自问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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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同是时也，中国之人既喜文而恶质与忠，彼要荒之人何独不然与？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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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或关键在是否有圣人作，而“圣人”者，并非俗所以为伟大光荣、徒供匍匐膜拜之神灵也，其实就是于文明能创、能厚、能弘扬的人杰。他认为，周之盛是因为涌现了有光大文明的力量的人，周以外的“要荒”，则因没有这样的人物。他觉得普遍来看，人性是懒惰而不肯上进的，假如没有大智大杰出世，实行创造、引领和教化，一般的人们都宁愿选择和安于“质”（野蛮）而非主动追求文明。他又驳斥了一位古人由余。这个由余在游说秦穆公时说，历来文明愈发达，疆土都越来越小，可见文明无用而有害。黄宗羲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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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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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点出了自己的反对对象：戎狄之道。同时也看出戎狄之道在他那里，不必限于异族，中国历史上秦代就是实行戎狄之道的。他说：“缪公之谥为‘缪”，不亦宜乎！”缪，是错误、乖误的意思。秦缪公与这称号，不是很般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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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篇相当于主脑、总纲，是《留书》立言的基石。其他的思考和观点，都植根在兹。既然视文明为天，而以“戎狄”为文明对立面，那时，他对“戎狄”的敌视真是处在无以过之的地步，觉得他们唯以毁坏文明为能事。所以《史》篇中说：“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这种认识，完全地解释了他曾经的九死一生致力于抗清的行为。他还强调，史学必须强烈突出夷夏之防的观念，他对《宋史》竟由蒙古人修成，痛心疾首，而批评本朝（朱明）光复中华之后，对此置之罔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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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宋恭帝赵显的年号）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南宋末代君主赵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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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此岂仅为宋人之辱，也是整个华夏和文明人的耻辱。面此，我们并不怀疑，他今后思想学术将会沿着这样的观念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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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篇有更堪惊异的思想。黄宗羲明白表示，不赞成中国搞大一统、中央集权，主张类似联邦制或邦联制国体。这主张，一则系出对秦代制度的厌恶与摈斥（秦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创立者），其二便是从夷夏之防角度考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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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其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干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为所据者二百二十六年……乃自尧以至于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独无所事，此何也？岂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则封建与不封建之故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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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是封藩建屏，这里所指，应相当于以统一的国家而实行充分地方自治。他所论的秦以前二千多年历史，因为并不确实，算不得数。但我们知道他想法的根源，来自对独大的极权的反感，认为这制度，既不利于中国的安全，更损害了中国的建设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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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后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之疆场，故其为治出于苟且。[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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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三四百年前的古人，能有这样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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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视角、襟抱，我们今人有时反而不如。而他对中国需要破除大一统、中央集权，很自信：“后之圣人复起，必将恸然于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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