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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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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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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小说，不喜欢“扁平人物”；看戏，亦觉面具化角色最乏味。而阮大铖在众人印象中，相当程度上却如此。我对他最早的认知，来自多年前所看黑白影片《桃花扇》，一身绫罗绸缎，一张苍白的脸，还有卑劣下作的目光……后来开始读点弘光史料，印象也还如此。他在《明史》中，入了“奸臣传”。这于他，本是实至名归、罪有应得，但中国官史却有个毛病，戴伦理、意识形态帽子，一入“奸臣传”，只能是万人唾骂的嘴脸。其实即便入了“奸臣传”，也可以不只述其奸，仍给他一个完全的描述。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怪罪我们思想上一贯缺少客观态度，抑或不肯采取这种态度。好人好事没有缺陷，坏人坏事一无是处。这很没意思，况且，根本没这样的人。爱憎固不可没有，但爱憎不能搞得一黑一白。非黑即白，通常不是真相，多半有瞒与骗——无论以什么名义。到头来，难免因事实被牺牲，引来翻案文章。这种文章我们见得可真不少，过去有关秦始皇和曹操，都是很有名的例子，近来听说秦桧也有翻案文章可做。从中应该反思中国文化里头客观精神的匮阙，梁启超认为从孔子《春秋》开始就是这样，“为目的而牺牲事实”[1]。1921年，他在反思中国史学传统时，说了一段深中肯綮却一直不被记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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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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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否由孔子一人承担，另当别论，二千年“无不播其毒”则实有其事。至今，“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还是难乎其难的幻想。比如刚才所说的翻案文章，它本是因某人某事有失客观而起，但我们明明看到，许多翻案文章自身也不求事实、求客观，也“搀以他项目的”，如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敌人反对我们拥护之类。所以自古以来，我们的史学只有拥护/反对的一种，没有“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这问题如何紧要，一般并不在意。大家眼里，历史时过境迁，是翻过的一页，陈芝麻烂谷子，既当不了饭吃，又死不了人，总之与现实和自己没啥关系。表面或许是这样。然而，一个民族和国家如何对待历史，是精神品质问题。对历史不求其诚，其他方面都不免苟且。这就是为何我近来屡言史学重要，乃至认为，中国若要变好其实须从史学的改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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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就借着阮大铖，做一点点这样的实事。首先，这不是一篇翻案文字。几年前写严嵩，我也曾有此表示。一来我对那种文章不抱兴趣，假如确有必要，应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用考据和辨正的方法说清事实，不必摆出战斗的翻案姿态。二来，阮大铖无案可翻，基本史实清楚，基本评价我也不存异议。既如此，照过去的习惯思维，简直就没什么文章可做。但我觉得恰恰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意欲使我们的史学有所改益，阮大铖这种情形反而是极好的凭借：我们不改变对他的评价，但并不意味着拒绝深入了解这个人；我们记着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但不觉得为了强调这一点可以故意遮蔽、掩盖其他事实；我们确实掌握了他灵魂中某个突出方面，但不认为、不相信他从头到尾只有一张面孔。世无完美之人已是常识，同样，世无“完丑”之人也应是常识——即便是入了“奸臣传”的人。达此认识，并不会宽容邪恶，只会增进理性，而理性一直是我们文化和我们自身欠缺的素质。我们警惕偏见，认为偏见有碍文明，懂得凡当偏见发生，受害的不止是偏见承受者，也有我们自己。但一般人心中，偏见之防似乎仅限于好人和常人，不包括坏人。其实，偏见之防如果达于理性，应对所有人——不论好坏——概无例外。正如对罪犯，法律只追究其违法事实，此外则仍予常人的尊重。我们不会因为是盖棺论定的反面人物，就有理由对他收起公正。任何偏见，不论施诸何人，都不符合文明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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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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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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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阮大铖，我有把握讲两点：首先，他肯定是历史上一个丑类；其次，他又肯定因丑类的缘故遭遇了严重偏见。人们对前者不乏了解，对后者却几无所知。长久以来，大家只记得他是奸臣，使阮大铖三个字被“奸臣”所整除，其余则隐匿不见、遗忘殆尽。故而，本文既要说说一个丑类，也打算谈谈这个丑类所受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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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其籍贯讲起。在《明史》“奸臣传”中，马士英与阮大铖作为有明一代第九、第十位大奸臣，双双联袂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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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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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怀宁人。自《明史》以阮大铖为怀宁人，此说即为主导。如《小腆纪传》阮大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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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人。万历丙辰，与马士英同年中会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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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承自《明史》。但这错误不自《明史》始，与阮大铖同时代的人，已认他是怀宁人。例如，张岱《石匮书后集》阮大铖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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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怀宁人；万历丙辰进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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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当年在南京与阮大铖颇有交谊，彼此熟识，居然也以为他是怀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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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错的。民国四年《怀宁县志》选举表云：“大铖为桐城人，《太学题名碑》可考，《明史》误以大铖为怀宁人，附识于此以正之。”[6]阮大铖是桐城人；更确切地说，桐城人、怀宁籍。古时“籍”与今天相反，今指籍贯、祖籍，古时指隶籍何地，相当于户口所在地，而“某地人”反倒指的是籍贯和祖籍。所以，说阮大铖怀宁人，肯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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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乃官史。国家为修官史，专立史馆，馆内延揽的均为饱学之士，又在广征史料、组织完备基础上，经年累月研究、编撰、芟定，通常是严谨慎重的。但我们认为，至少在涉及阮大铖时，《明史》或史馆诸人，态度有失严谨。他们显然未做起码的核实、征考工作，当时，明明有材料可落实阮大铖是桐城人，这些材料也并不难找，结果却草率写成怀宁人。原因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作为可能的推测，很难说与阮大铖“奸臣”、“小人”的定位无关。对“奸臣”、“小人”，心里先存轻慢鄙薄，认为对他把握住大节即可，细枝末节则无须严审。这是不是一种偏见，或是否反映了一种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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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怀宁相距不远，同属安庆府；桐城人也罢，怀宁人也罢，差别似乎很小，马虎一点的人或认为，些许之误无关紧要。事情却不这么简单。以阮大铖为怀宁人，会造成他身世以及生平思想变化方面诸多盲点、空白区。怀宁、桐城虽距不远，意义有很大不同。明清两代，尤其明末清初这一段，桐城在中国政治文化地理上是特殊的地点，政治、学术和文学都俊彦辈出，形成一个人数众多、持续长久的桐城士夫群落。阮大铖不单是其中一员，他的社会生涯及人际交往更与之密不可分。他好些事情都有桐城背景，例如与钱秉镫、方以智的关系（这两位都是桐城人）。尤其是决定他一生的“党争”问题，即由桐城渊源而来——当初，若非与左光斗的同乡之谊，阮大铖与东林未必至有龃龉。总之，失掉桐城背景，他身上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清，也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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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曾祖名阮鹗，嘉靖间官至右副都御史。与他同时代，后于隆庆年间任内阁首辅的李春芳（即《南渡录》《三垣笔记》等书作者李清的高祖），写有《阮公墓志铭》。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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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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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戏剧史地位十分重要。阮氏家班水准首屈一指，且只演阮大铖本人剧目，恐怕是中国最早的集演创于一身的剧团。此为清末梦凤楼暖红室刊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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