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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承自《明史》。但这错误不自《明史》始，与阮大铖同时代的人，已认他是怀宁人。例如，张岱《石匮书后集》阮大铖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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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怀宁人；万历丙辰进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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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当年在南京与阮大铖颇有交谊，彼此熟识，居然也以为他是怀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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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错的。民国四年《怀宁县志》选举表云：“大铖为桐城人，《太学题名碑》可考，《明史》误以大铖为怀宁人，附识于此以正之。”[6]阮大铖是桐城人；更确切地说，桐城人、怀宁籍。古时“籍”与今天相反，今指籍贯、祖籍，古时指隶籍何地，相当于户口所在地，而“某地人”反倒指的是籍贯和祖籍。所以，说阮大铖怀宁人，肯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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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乃官史。国家为修官史，专立史馆，馆内延揽的均为饱学之士，又在广征史料、组织完备基础上，经年累月研究、编撰、芟定，通常是严谨慎重的。但我们认为，至少在涉及阮大铖时，《明史》或史馆诸人，态度有失严谨。他们显然未做起码的核实、征考工作，当时，明明有材料可落实阮大铖是桐城人，这些材料也并不难找，结果却草率写成怀宁人。原因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作为可能的推测，很难说与阮大铖“奸臣”、“小人”的定位无关。对“奸臣”、“小人”，心里先存轻慢鄙薄，认为对他把握住大节即可，细枝末节则无须严审。这是不是一种偏见，或是否反映了一种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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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怀宁相距不远，同属安庆府；桐城人也罢，怀宁人也罢，差别似乎很小，马虎一点的人或认为，些许之误无关紧要。事情却不这么简单。以阮大铖为怀宁人，会造成他身世以及生平思想变化方面诸多盲点、空白区。怀宁、桐城虽距不远，意义有很大不同。明清两代，尤其明末清初这一段，桐城在中国政治文化地理上是特殊的地点，政治、学术和文学都俊彦辈出，形成一个人数众多、持续长久的桐城士夫群落。阮大铖不单是其中一员，他的社会生涯及人际交往更与之密不可分。他好些事情都有桐城背景，例如与钱秉镫、方以智的关系（这两位都是桐城人）。尤其是决定他一生的“党争”问题，即由桐城渊源而来——当初，若非与左光斗的同乡之谊，阮大铖与东林未必至有龃龉。总之，失掉桐城背景，他身上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清，也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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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曾祖名阮鹗，嘉靖间官至右副都御史。与他同时代，后于隆庆年间任内阁首辅的李春芳（即《南渡录》《三垣笔记》等书作者李清的高祖），写有《阮公墓志铭》。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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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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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戏剧史地位十分重要。阮氏家班水准首屈一指，且只演阮大铖本人剧目，恐怕是中国最早的集演创于一身的剧团。此为清末梦凤楼暖红室刊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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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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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有山有水，田园秀美。阮大铖诗法陶王孟谢，与其为人对不上号，从故乡风貌中或许可以求得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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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图》（亦名《竹林七贤图》） 唐•孙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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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竹林七贤中，阮大铖的先人占了两位。阮咸是他直系之祖，阮籍则是阮咸的叔父。阮籍以《咏怀诗》垂史，阮大铖“咏怀堂”的名号，就是祖述着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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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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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建安末年，曹丕写过一卷《典论》，凡二十篇，别的都散佚了，只留下来一篇文学专论《论文》。其中对建安时期优秀作家做了概括和点评，此即“建安七子”，中国文学史因而出现第一个“相提并论”的作家群。“建安七子”中排第五的阮瑀，正是所知桐城阮氏最早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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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黄门侍郎遥集自陈留受节镇皖，乐山之胜，因家焉。历唐讳枞江者以大将军显，宋讳师简者以进士显，文武后先辉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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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阮家始祖溯至晋代的阮遥集，说他受命镇皖，从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一带）迁桐城，因喜桐城山（“”读“偶”，桐城、溧阳、宜兴各有一处山[8]）风景，安家定居于此；传到唐代，出了一位大将军，名叫阮枞江；宋代又出一位进士，名叫阮师简。这些材料，应出于阮家提供，而李春芳加以照录。其中不少信息，对我们有用。比如阮大铖把剧本《牟尼合》冠以“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这个“遥集堂”名号，显然是为纪念阮遥集而起。他还有一个书斋，名“咏怀堂”，大名鼎鼎的《咏怀堂诗集》即得名于此，而这个名号来自另一先祖，以下我们就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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