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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鹗起，阮家的有功名者不稀奇，但似乎只是从政做官，或者居乡为绅，对文学之好以及富于文采方面，少有拔尖的。阮自华是个例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写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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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酒，为长夜之饮。为理官时，直指行部，扶醉入谒，甫下拜，咯呕狼藉，喷污直指衫袖，遂致露章（被人以奏章公开参纠）。晚为郡守，不视吏事，宾客满堂，分简赋诗，遨游山水间，称风流太守。尝大会词客于凌霄台，推屠长卿（屠隆）为祭酒，丝竹殷地，列炬熏天，宴集之盛，传播海内。复为直指所纠而罢。坚之记诵奥博，捃摭富有，汉魏乐府至枚（乘）李（白）古诗，无不摹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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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霄台诗会，轰动一时，其盛况还可参以《列朝诗集小传》屠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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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乌石山之凌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余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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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从阮自华的身上，才算见到阮家先祖的风范，阮瑀、阮籍、阮咸的遥响，到他这里又重新回荡和苏醒了。有趣的是，癸卯年（万历三十一年）正是阮大铖中举那一年，这不光是时间上引人遐思的交集，从“梨园数部”几个字所透露的阮自华对戏剧的偏好，更让我们在祖孙间找到特殊联系。而且，他不单以自己的意趣，对阮大铖潜移默化，也给予了直接的指点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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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恒语其从孙集之（集之是阮大铖的表字）：“诗，岂时流贵人、时文名士所能为，以子之才，不思单出独树，自致千古，日与某某相唱酬，吾悲其诗之日下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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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眼界，对阮大铖一定有宝贵的作用。它一面会借平时谈诗论艺的臧否，从见识和境界上给阮大铖好的影响；一面，还转化为人际交往，通过与一流人物友近，带给阮大铖不一般的艺术氛围，使他的心气一开始就保持在相当高度。除钱谦益提到的屠隆，汤显祖、“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小修）、名僧达观，都与阮自华过从。王世贞、袁中道为他诗集写过序。而晚生后辈的佼佼者，也聚在他周围，敬其诗艺诗学，以他为师。明末奇才方以智，青年时即曾随阮自华学过《离骚》。[23]总之，阮自华对阮大铖是非常好的土壤和环境，是他成长史不可或缺的环节；若无这种影响，历史上阮大铖或将失其一半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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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阮大铖变成怀宁人，似乎也是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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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华的作用。《桐城耆旧传•阮巡抚传弟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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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六年，子自华及孙以鼎同举进士。华官福建邵武府知府，鼎官河南布政使司参政。其后移居怀宁，遂为怀宁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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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移居，讲得很不具体，然可得两点，一是肯定在万历二十六年即阮自华、阮以鼎叔侄同举进士之后，二是从辈分论，移居的主意应当出自阮自华。万历二十六年，公历为1598年，是年阮大铖多大呢？郑雷《阮大铖丛考》一文，对他生年考得甚详，说他生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八月[25]。据之而知，万历二十六年，阮大铖年十一岁。不过，揣《桐城耆旧传》“其后”之口吻，移居不一定就在当年，也可能再过几年。从《怀宁县志》“大铖为桐城人，《太学题名碑》可考”的表述看，一直到登了进士，他的户口也还属于桐城。郑雷解释为“应试时仍占籍桐城”，意即人已迁居怀宁，却以桐城籍参加考试。就此我们认为，阮大铖随叔祖搬怀宁，首先是绝不早于十一岁，其次还可能在度过整个少年时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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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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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阮大铖没有“奸恶”的苗头。不但少年没有，青年时期亦无劣迹。他诸事顺遂、一帆风顺。十六岁（万历三十一年）就成为举人，时人惊为“天资骇发，名冠贤书”[26]。二十九岁（万历四十四年）高中进士。科举途中如此顺利的例子凤毛麟角，功名蹭蹬的滋味他分毫未尝。这既拜绝顶聪明天资所赐，同时是勤读苦学的收获。《咏怀堂诗集》有这样的篇什，忆及当年在桐城发愤潜读的情形。至此为止，他的人生很符合聪明加勤奋的成功规律。从这经验推求其内心，可想见他一定从中自信，凭借过人的才情而辅以刻苦的努力，凡愿皆能所偿，而人生无非如此。如果他做此想，后来的现实，无疑是给了他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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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人的丑恶，不认为与生俱来，而认为源自环境和社会现实的雕刻与塑造，教育的缺失或不良、门风败坏、交友错误、贫穷生活对心灵的扭曲等等，都可以成为恶的温床。但奇怪的是，这些因素在阮大铖那里一个也找不到。他无论哪方面拥有的，皆可谓佳良。他的家境、教育，还有少年得意的经历，一般难以想望。而最令人慨叹的，是阮家门风。我曾设法从其先人同辈、近亲远支，找寻用于解释其“奸恶品质”的元素。然而徒劳。这个诞生了有明一代奸臣之殿的家族，没有负面的记载，相反，多令人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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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师简，阮家可考的头一位进士，名晋卿（师简是他的表字）。他是南宋咸淳间进士，做官不久，“宋遂亡。自临安以宗人起义不就，闻元兵渡江，不食死。”[27]就是为这缘故，晋卿的儿子雪堂“痛父之志”，立下家规，禁子孙出仕元朝。他们绝料不到，将近四百年后，在与南宋末年差不多的情形中，阮家将要出现一位认贼作父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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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处，令阮家“中兴”的阮鹗，也是个光前裕后的人物。他最为人所厚的德行，是在杭州救了数十万百姓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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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改浙江提学副使。时，浙久患倭寇，公至，即督诸生习弓矢，讲阵法。未几，浙城戒严，属邑士民竟趋城下。城门闭，议者禁毋得开门，惧贼阑入。士女数十万哭城下，公愤甚，曰：“贼去我尚一舍，奈何坐弃吾民以委贼乎？”即手剑开武林门，陈兵月城中，令负辎重者左，妇孺右，以次进，毋相践。士卒皆传餐，马上更休，如此者四五日，尽存活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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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功德，杭州人为阮鹗立祠纪念，祠堂到清代中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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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武林门外，旧有公祠，雍正初彭城李公巡抚浙江，饬有司重葺之，是公之有造于浙，民久不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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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鹗为宦生涯的顶峰，是抗倭史上著名的解桐乡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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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首徐海众三万攻乍浦，公募壮勇突贼围，攻之，潜兵夜击贼嘉兴临平山。追至皂林，贼悉，众奔桐乡。公先已驰入，与知县金燕死守，相持四十余日。贼势分，而总制胡宗宪因得从容设方略以诱贼，戮其魁，桐乡之围亦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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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英雄》写的就是这一段。之后他任福建巡抚，却在那里走了麦城，《桐城耆旧传》说：“是时闽军窳不可用，公益持重不轻战”[31]，《明史》则说他接受倭寇贿赂、“敛括民财”[32]，总之受到弹劾、被逮下狱。消息传来，“浙人争诣岳武穆祠为公祈禳”[33]，闽人则无此反应。好像他在浙闽两地官声大相径庭，何以至此，真相可见李春芳所写墓志铭。李春芳说，阮鹗以功蒙圣眷，引起嫉妒，在浙江时即已为“用公而忌者愈忿，谋夺公柄，移公专镇闽”，打发他到事情难办的福建，继而“力谋倾公，乃指摘公糜费储饷……”[34]所指，似为胡宗宪。阮鹗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好在丢官没丢命，从狱中放出，落职为民。他虽为罪臣，却实在是蒙冤。《桐城耆旧传》和《阮氏宗谱》均载，长子自仑（即阮大铖祖父）当时就替父诉冤，“不报”，没有结果；万历间次子（《宗谱》作“季子”）自华“复泣血疏陈”，终得改正，“诏复爵，赐祭葬，祀‘乡贤’”。[35]依陈继儒所记，“诏复原官”则早得多，在万历之前的隆庆朝：“及隆庆丁卯，奉诏复原官，而公以是冬殁。”[36]据此，阮鹗赶上了在有生之年洗冤。两说孰是，虽未确知，但以李春芳所作墓志铭推测，隆庆说应属可靠。“隆庆丁卯”即隆庆元年（1567），阮鹗卒于是年冬，李春芳则恰恰是从隆庆二年七月开始任首辅，阮家因而借重，替死者求墓志铭，时间很吻合，而李春芳之肯应允，应该就因阮鹗已恢复名誉，据此在墓志铭给阮鹗做出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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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至此，忽然想到，后来阮大铖身陷逆案，十余年锲而不舍、硁硁谋复，未知乃祖往事是否作为家族记忆，暗中发挥着作用？这非常可能。阮大铖逆案问题，世人虽以为彰彰明甚，其实事出有因、其来有自，他本人一直认为是蒙冤受屈。他这么想的时候，祖辈不屈不挠抗争、终于翻身的往事，应该是一种不小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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