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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功德，杭州人为阮鹗立祠纪念，祠堂到清代中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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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武林门外，旧有公祠，雍正初彭城李公巡抚浙江，饬有司重葺之，是公之有造于浙，民久不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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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鹗为宦生涯的顶峰，是抗倭史上著名的解桐乡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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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首徐海众三万攻乍浦，公募壮勇突贼围，攻之，潜兵夜击贼嘉兴临平山。追至皂林，贼悉，众奔桐乡。公先已驰入，与知县金燕死守，相持四十余日。贼势分，而总制胡宗宪因得从容设方略以诱贼，戮其魁，桐乡之围亦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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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英雄》写的就是这一段。之后他任福建巡抚，却在那里走了麦城，《桐城耆旧传》说：“是时闽军窳不可用，公益持重不轻战”[31]，《明史》则说他接受倭寇贿赂、“敛括民财”[32]，总之受到弹劾、被逮下狱。消息传来，“浙人争诣岳武穆祠为公祈禳”[33]，闽人则无此反应。好像他在浙闽两地官声大相径庭，何以至此，真相可见李春芳所写墓志铭。李春芳说，阮鹗以功蒙圣眷，引起嫉妒，在浙江时即已为“用公而忌者愈忿，谋夺公柄，移公专镇闽”，打发他到事情难办的福建，继而“力谋倾公，乃指摘公糜费储饷……”[34]所指，似为胡宗宪。阮鹗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好在丢官没丢命，从狱中放出，落职为民。他虽为罪臣，却实在是蒙冤。《桐城耆旧传》和《阮氏宗谱》均载，长子自仑（即阮大铖祖父）当时就替父诉冤，“不报”，没有结果；万历间次子（《宗谱》作“季子”）自华“复泣血疏陈”，终得改正，“诏复爵，赐祭葬，祀‘乡贤’”。[35]依陈继儒所记，“诏复原官”则早得多，在万历之前的隆庆朝：“及隆庆丁卯，奉诏复原官，而公以是冬殁。”[36]据此，阮鹗赶上了在有生之年洗冤。两说孰是，虽未确知，但以李春芳所作墓志铭推测，隆庆说应属可靠。“隆庆丁卯”即隆庆元年（1567），阮鹗卒于是年冬，李春芳则恰恰是从隆庆二年七月开始任首辅，阮家因而借重，替死者求墓志铭，时间很吻合，而李春芳之肯应允，应该就因阮鹗已恢复名誉，据此在墓志铭给阮鹗做出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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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至此，忽然想到，后来阮大铖身陷逆案，十余年锲而不舍、硁硁谋复，未知乃祖往事是否作为家族记忆，暗中发挥着作用？这非常可能。阮大铖逆案问题，世人虽以为彰彰明甚，其实事出有因、其来有自，他本人一直认为是蒙冤受屈。他这么想的时候，祖辈不屈不挠抗争、终于翻身的往事，应该是一种不小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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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鹗以下，阮家其他在朝为官之人，声誉都不错。阮鹗之侄阮自嵩，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曾“忤严嵩”，以刑部主事贬为沔阳州判。当地很多百姓因无力完纳赋税被关押，阮自嵩“乃出官钱抵逋，一日脱二百余人于狱”。又因清理境内宗亲景王所夺民田“被论”，所幸嘉靖皇帝“原其无罪”。后转任州，“平役法，均田赋，民深戴之。”最终还是因为“复触权要”，从沧州太守任上卸职。[37]阮大铖嗣父阮以鼎，虽无阮自嵩那样突出的事迹，却也规规矩矩做官。他被任命为河南参政时，“以积劳病亟图归省”，本想回乡养病，但“铨曹以中州缺官久，趣公至任”，他也就身抱沉疴赴任，“公舆疾驱入境，病大作，浸寻至不起”，竟死在任上。而“居官十三年，田庐无所增”。[38]反观阮大铖，废斥居怀宁间，行贿纳赂、把持乡讼，“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39]，诚不知当作何解。阮以鼎弥留之际，祖父阮自仑不顾高龄，千里奔豫，“携阮大铖视公署中，得执手与公诀”[40]，阮大铖等于亲睹嗣父劳死职内。有父如此，他何以成为那样狼贪鼠窃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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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毛举细务，不厌琐末，就为显示一点：所谓的“坏种”（黄裳先生语[41]）既没有什么根由，也没有前科；变化，是极其突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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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猝然之变，在天启四年。其最简要情节，即如他曾经的朋友张岱所述：“天启间，为吏科都给事中；厕身魏珰，与杨、左为仇。”[42]魏珰即魏忠贤，杨、左分别是杨涟、左光斗。不过，这么简要的叙述虽能看出是非，却看不出原委。欲知原委，非得看他另一位旧友、青年时代与阮大铖深入交往的桐城老乡钱秉镫（后改名澄之）所著《皖髯事实》。此传在《藏山阁集》中题《皖髯事实》，亦以《阮大铖本末小纪》见于《所知录》卷六，二者实一也。钱、阮关系非比寻常，彼此十分知根知底；而且叙事态度上，钱氏跟赍负“导向”使命的官方的《明史》毕竟不同，虽有是非，却不至于只突出是非而抹去别的真实细节，故为了解阮大铖所必看。以下便是阮大铖之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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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人阮大铖，少有才誉，万历丙辰通籍（通籍，开始做官），授行人，考选给事中，清流自命。同乡左公光斗在台中，有重望，引为同心。其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天启四年冬，将行考察，会吏掌科（吏科都给事中）缺，以次应补者，江西刘弘化在籍，有丁忧信，后资无逾大铖，大铖亦方假回。左时已转佥院，急招入京。大铖既至，而当事诸公，意属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铖浅躁，语易泄，不足与共事也。左意遂中变，语大铖曰：“某公艰信已确，但抚按疏久未至，奈何？现在工科缺出，且宜暂补，俟其疏至，再行改题，可乎？”大铖业心知其故，谬曰：“可。”于是具疏题补工科都给事中。凡再题而命不下，诸公怪之。而外议喧传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请，疏朝上而命夕下，盖大铖于此时始走捷径，叛东林也。大铖到任未数日，即请终养归，以缺让魏公大中，与杨左诸公同掌察典。归语所亲曰：“我便善归，看左某如何归耳。”杨左祸机伏于此时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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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有这样几点重要事实与关节：一，吏科都给事中一职出缺，按照资历应授此职者，第一顺序为江西刘弘化，第二便是阮大铖；而刘丁忧（凡丁忧，官员都应离职回乡守制二十七个月），已被排除，所以正常情况，此位置非阮大铖莫属。二，以上是从公事公办角度说，从私人关系或政治人脉角度，阮大铖与朝中实权派的东林近迩，尤与桐城老乡——我们再次看到桐城背景——左光斗友善，以至“引为同心”，而左光斗已允该职将归阮大铖，并亲自将正在回乡休假的阮大铖“急召入京”。三，阮大铖赶到北京后，却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东林大佬经过密议，否定了左光斗的承诺；就此而言，东林背弃在先，而阮大铖叛东林在后。四，东林方面的变故，系出其政治集团利益之考虑，所谓“察典重大，大铖浅躁，语易泄，不足与共事也”，以吏科之掌关乎人事重权，决定安排可信任、放心之人；这种考虑，从与阉党斗争角度说可以理解，但对阮大铖个人，无疑是严重不公。五，对阮大铖爽约、不公已甚不妥，复不具实相告而另捏诡辞，不但错上加错，亦属欺人太甚。六，阮大铖何等聪明之人，如此伎俩岂瞒得住他？在先被抛弃、继遭哄骗情况下，他转投东林对立面魏忠贤怀抱，而东林浑然不觉，堪称颟顸；此时，阮大铖终于让人见识了他的“机敏滑贼”[44]——先假魏阉之手得到他本该得到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几天后却又主动去职，把位子让给魏大中，回家等着看东林的好戏，“杨左祸机伏于此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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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之事，另当别论，仅就阮大铖的突变而言，览其全过程我们可指责阮大铖之处甚少，责任明显几乎全在东林方面。对阮大铖必加谴责，只能责其两点：一，不高风亮节，不能将那官职视如敝屣；二，对不平与不公，不知隐忍而反戈一击。可是，这样的要求仅合于圣贤，无法用于阮大铖。他的反应，是遭受类似境况时，泰半之人会有的反应。作为旁观者，我们必须说：事态是东林一手造成，东林是导致阮大铖乍然转变的主因。至于辅因，可从阮大铖自身寻找。钱秉镫以对他的熟知，特意指出“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尤其“悻悻然小丈夫”一语，是切近如钱秉镫方能道出的诛心之论——气质细敏，感受深刻，极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抗击打能力差，难以面对坎坷。回想先前所述他自幼一路坦途的成长史、成材史，或更能体会天启四年这番挫折将如何折断他脆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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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去并无什么污点的人，终在三十七岁、眼看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因一场宦海风波，从原本的受害者，一夜之间卷入污泥浊水，且一发而不可收，愈行愈远，直至变成一个龌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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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细予分辨，从起因上必须讲明一点，他叛出东林、委身阉党，是政治原因，而非理念或意识形态的选择。政治原因，是指遭东林抛弃后，他审时度势迅即认清，只有阉党可助他反戈一击。在这过程中，他一面抱上述政治目的，一面又以得位后的迅速抽身，显示自己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不喜欢或至少不看好阉党，内心并不糊涂，而是明镜高悬。某种意义上，他深知这次挑战东林，是一次意识形态的玩火，亦即迈出了与“奸恶”同流的危险一步。他明知如此而仍然敢行，除了实难咽下那口气，还因他自认为思前虑后，有很好的布局。一旦泄忿，马上撤退，脱其干系。他会觉得，自己一箭双雕、两全其美，既让东林尝了厉害，又不真与魏忠贤绑在一起。他其实做了两个预言，一是“我便善归，看左某如何归耳”，看出东林祸到临头；二是以逃之夭夭的行为，表示已料到阉党可得势一时，却终将没有好下场。天启四年，他在政坛弈出的这两手棋，应该说算路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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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人生正如行棋，也总有算不到处。有关他对触发天启党祸所起的作用，钱秉镫写道：“次年春难作，毒遍海内。”[45]《南疆逸史》说：“未几，汪文言狱起，连杀琏、光斗等六人……”[46]亦即，惨案恰在他向东林发难不久很快爆发。这一时间上的咬合，本身并无太多必然性，东林、阉党之间矛盾酝酿已久，其爆发既非一日之功，更不是阮大铖所能左右，故而钱秉镫一面点出时间的咬合，一面讲了句公道话：“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47]不过，阮大铖的倒戈及出卖在时间上的特殊性，仍成为一个标志，而被普遍认为是惨案导火索。之后，他性情中“几微得失，见于颜面”的轻薄一面，也替自己惹了一些嫌疑。《南疆逸史》说：“是时，大铖里居未与事也。然对客则诩诩自矜其能，谓‘我坐而运筹，能杀人于千里’，欲使人畏己。由是人皆指目，谓魏阉之恶，大铖实导之。”[48]类似的表现，阮大铖是有的，但以上描述不合情理，不大可信。同样情形，钱秉镫所述方觉丝丝入扣：“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49]对客不言，是抽身撤退策略的继续，而“眉间”之意却暴露了他“悻悻然小丈夫”的心性。这才是阮大铖：头脑明睿，但自控弱，好自矜，不能喜怒不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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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二三年，他徘徊清醒与难捺之间。这是他的自我搏斗，是体内明睿与愚蠢两种力量的厮咬。他对大局认识不成问题，却有动摇的时候。“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数月即回，心知魏阉不可久恃。”[50]丙寅即天启六年（1626）。他没禁住诱惑，居然赴任，但马上后悔，又在短时间内后退。阉党阵营中，他是唯一料定魏忠贤必败而未雨绸缪的人。“凡有书币往候，随即购其名刺出”。一边勾结，一边销毁证据。后来魏氏覆灭，追查余党，虽然东林亟盼获得阮大铖罪证，花了不少气力，却竟然“无片字可据”，末了只能用“阴行赞导”的不实之词给他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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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阮大铖不是被东林打败，而是被自己打败的。假如他能完全听从其过人的聪黠，而抑制住耐不得寂寞、蠢蠢欲动、性情轻躁的另一面，或连“阴行赞导”的罪名都可躲过。他不该在魏氏垮台前一年，接受太常寺少卿职位，更不该于翌年崇祯即位之初，引火烧身。后一次失误最严重，令他以杰出预判为基础的苦心布局，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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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即位之初，举朝皆阉余党，东林虚无一人，于是杨维垣乘虚倡议，以东林、崔魏并提而论，盖两非之；不意倪公元璐于词林中毅然抗疏，极诋其谬，分别邪正，引绳批根，维垣为之理屈词穷。而大铖在籍，既闻阉败，急作二疏，遣赍入京。其一疏特参崔魏，一疏为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为之羽翼者崔呈秀辈也；四年以前乱政者则为王安，而羽翼安者东林也。谕役特示维垣，若局面全翻，则上前疏；脱犹未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时维垣方与倪公相持，得大铖疏，大喜，即上之。从此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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