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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里的阮大铖就是典型。当其“急作二疏，遣赍入京”时，大概很为自己的聪明而兴奋，一如孔明付锦囊之计于赵云。所出之计，也确实高妙。翻手是云覆手则为雨、鱼和熊掌兼得、万无一失、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都可形容其高妙。而他因何有此冲动？仅仅是神算子的自我陶醉？还是因见杨维垣身陷难局，一时技痒，没能忍住出手的欲望？他确有这种性情，以及表现欲。但关键不在这里。大家注意“七年合算之疏”当中一个词：天启四年。以此为界，“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为之羽翼者崔呈秀辈也；四年以前乱政者则为王安，而羽翼安者东林也。”我们知道，他与东林分道扬镳、借阉党之力得到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然后抽身还乡，即在该年。玩味一下，他制订这个时间表，暗藏两个动机：一、希望东林与魏忠贤一样被清算，这是几年来他内心最炽热的饥渴。二、以天启四年为界划分东林、魏党专擅期，极利于他自我保护——相对于天启四年以前，他是东林受害者，相对于天启四年之后，他则以远居乡里、置身事外而择清与魏党的关系。所以“七年合算”是个很完美的设计，细针密线、机关算尽。唯有一点，对形势完全误读。当时，魏忠贤虽走投无路自尽身亡，但整个局面尚不明朗，此即钱秉镫所讲“举朝皆阉余党，东林虚无一人”，阮大铖误判形势，客观上与此有关，但根本而言，他错在没能辨认什么是暂时混沌，什么是大势所趋。以其思谋能力，本不难辨认，但对东林的刻骨仇恨，终于使蠢蠢欲动的机会主义情绪占据上风，在不该出手时出手。他用几年的时间，抹去、掩盖与阉党的关系，现在却冲动一时，提出什么“七年合算”，以为能捅东林一刀，结果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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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命运的真正转折点。过去，不论天启四年职位之争，乃至天启六年昏头出任太常寺少卿，虽都是污点、嫌疑，却尚不足以把他推上风口浪尖。此番不然，钱秉镫言之甚明：“从此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矣。”“七年合算”之说一出，他身陷逆案的结局再也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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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重要然而不大被注意的事实：“七年合算”之疏前，阮大铖不仅安然无恙，且在起用名单中；不但被起用，还官升一级——“崇祯元年，奉优旨起升光禄卿”。足见他在新时代的开端，顺利而美好，“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既是以后的变故，原本甚至可以避免。只因投机性情间歇性发作，引火烧身，亲手把自己推向逆案，“旋被劾罢回”，处分是“削夺配赎”，削去官职、剥夺身份，但免于法办，允许他赎罪为民，“十七年不能吐气矣”。[52]十七年，是崇祯皇帝在位的总年数。因为是“钦定逆案”，与个别、孤立案件不同，一损俱损，除非整个案子推翻，否则身入其中，永远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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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咎由自取，但就事论事，整个过程东林方面可谓相当霸道。前面说过，阮大铖被指从逆时，“无片字可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法律角度，罪名不能成立。若在今日，即便人人皆知、人人皆信某人犯有某罪，但只要没有疑无可疑的证据，辄不得论其罪。美国辛普森案就是一例，当时由于警方几点重大失误，致辛普森无罪释放，美国民众眼睁睁看着必为其人的辛普森逍遥法外，亦无可如何，因为大家懂得，对法律的信守，比辛普森受惩远为重要。我们不会要求十七世纪初明朝具有这种法治水准，但即以当时眼光看，东林对待阮大铖亦难辞党同伐异之嫌。阮大铖获罪，不光是全无证据，实际上，导致他名列逆案的，并非是与阉党的关系，而是“七年合算”之疏。这道奏疏，无非提出以天启四年前为东林专擅期，不论它如何混淆了是非，归根结底，只是一番言论而已。所以，阮大铖实际是以言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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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眼下所知，关于阮大铖与东林的恩怨，我们约可这样概括：恩怨之起，是因东林有负阮大铖，阮大铖随即叛东林而与魏党近迩，借此得到了他本应得到而在东林把持下被剥夺的职位，还以颜色后他迅速离职回乡。其间，他与魏党保持联系，还曾得到任命，然仅就与东林冤狱的关系而言，他一是不在“犯罪现场”，二是没有实施罪行所需职权，应该不负任何责任。崇祯即位，他代杨维垣草疏，提出“七年合算”，用心确在打击东林，然事情本身无逾乎建言献策，东林将其打入逆案，亦属恃权倾轧。这是继天启四年后，东林再次重创阮大铖；较诸上回平白夺其职位，这次由于逆案的“钦定”性质，东林从政治上彻底葬送了阮大铖。纵观两次恩怨，撇开阮大铖人品不论，东林都扮演了“加害者”角色，一次完全理亏，另一次道德正确而过程毫无公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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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七年，阮大铖都如过街老鼠，极度孤立。钱秉镫在乡先与之善，然后避如瘟疫一事，便很表现他恶劣的境地。废斥里居，阮大铖寄意诗文，一来是才情自逞，二来借此交友、消其寂寞。“当是时，大铖发愤为诗，抒其才藻，以博人之称誉，今南京盋山精舍所刻《咏怀堂诗》十卷，大都皆为其罢官里居时所作。”[53]“一与时忤，便留神著述。”[54]崇祯五年（壬申，1632），中江社在桐城成立。朱倓说：“明季结社，其数盈百，而势力之伟大，无如复社；而与复社隐然相抗与之敌对者，其惟中江社。”[55]该社实际领袖，便是阮大铖。钱秉镫之子钱禄所撰《先公田间府君年谱》（钱秉镫晚号田间老人）讲述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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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举中江大社，六皖名士皆在，府君与三伯与焉，首事潘次鲁、方圣羽也。次鲁为阉党汝桢子，圣羽则皖髯门人，皖髯阴为之主，以荐达名流饵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门，皖髯与余家世戚，门内素不以为嫌，府君乡居，不习朝事，漫从之入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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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当时一般外省对朝中政治派别、意识形态对立，不甚以为意，例如钱家明知阮大铖以逆案废斥，却仍以“世戚”视之，“门内素不以为嫌”，所以阮大铖的文望诗名犹具号召力，而能罗致“六皖名士”，结成大社。但情形很快有变。同年，方以智到“吴下”（苏南一带）游历一番，而我们知道苏南乃东林渊薮，他回来时，带来外面的消息，并促钱秉镫与阮大铖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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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因私结数子课文；其中江社期，谢不至，诸公既知有异心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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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习朝事”的钱秉镫，由此知时下潮流，立刻疏远阮大铖，不再参加中江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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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秉镫对阮大铖的疏远，应有相当代表性。它显示，阮大铖继从官场败归后，又因舆论影响在社会中益形孤立；其次，复社正在取代东林，成为他的主要烦恼。东林和复社，两者一脉相承，这种关系中有两个要点：第一，如果东林是朝堂政治的主流，复社则控制着在野的思想导向；第二，复社是以诸生为主体的青春知识团体，它许多重要人物，本身就是东林名宿之后，人称“小东林”。阮大铖既被逐出政坛，斗争空间则从朝堂移至社会，复社开始扮演斗争主角。钱秉镫在方以智劝说下走向阮大铖对立面，就显出这种作用。而最著名的例子，无过乎轰动一时的崇祯十一年秋《留都防乱揭帖》事件，复社精英发动声势浩大的“痛打落水狗”行动，迫使客居南京的阮大铖遁迹牛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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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逆案以来，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之间发生的一切，通常看作正邪之斥。其实，还有一种解读，即生存空间的攘取。一方不断地挤压，另一方则作悬崖边的抵抗，而看起来两边各有理由。阮大铖政治上已经是失败者，他失掉了以求取功名为目标的人生，甚至失掉了回归的希望，剩下的不过是以文会友、“抒其才藻，以博人之称誉”，然而，连这点空间也不断遭挤压，他的感受只能是“逼人太甚”。而在东林-复社看来，灰溜溜铩羽而归的阮大铖，是隆冬之蛇，假死不僵，甚至假死都谈不上，不甘寂寞、四处活动、心怀叵测，念念不忘东山再起，对这样的人如果掉以轻心，何啻姑息养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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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阮大铖“人还在，心不死”，确有其事。他积极谋复，拜见回籍首辅周延儒，重贿之，周当时表示：“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周延儒果然再召入阁，但因阻力太大，难践其诺，遂提出一个曲线方案：“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俟其以边才转荐，我相机图之，必有以报耳。”[58]阮大铖无奈，如言荐一人，便是当时也谪居南京的同年进士马士英，周延儒“即拔士英为凤督”——此即马、阮特殊关系的由来，弘光格局则由此铸成。过去，对于他的积极谋复，多从东林视角看，乃觉适足证明其人之险恶。但换换视角，感受似乎不同。困兽犹斗，而况人乎？穷寇勿追，而东林-复社留给阮大铖的余地，确实太小。钱秉镫事后反思，指出：“攻之愈急，则其机愈深；郁之愈久，则其发愈毒。譬如囚猛虎于阱中，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一旦跳跃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几人哉？”[59]隐指阮大铖最终走到那一步，是东林-复社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逼其成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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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看下来，截至眼前，我们对阮大铖其实仍无从断其是非。天启四年延绵至此的事态，起因在东林，之后情节无非是双方围绕积怨的反弹和互动，逾此范围之外的问题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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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发生在甲申国变后。自那时起，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之间已不单是个人龃龉，他的行为开始从是非难断的恩恩怨怨变成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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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至乙酉五月，我们终于握有阮大铖是“奸臣”的证据。归纳一下，有三大表现：一，公权私用。二，损害国家利益。三，招权纳贿。过去，关于其人其事我们保持中立，或者竟认为他与东林-复社之间，道理较多在他一边。现在，要完全站到反对者的立场上了。因为他所干的一切，都有了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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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问题，不在于借定策抢班夺权、交通中贵谋求起复升迁，而在于权力到手后用来浊乱朝政；不在于对权力的追逐，而在于对权力的理解——完全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不在于结党串通、翻案复仇、构陷东林-复社——考虑到东林-复社也曾对他“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而在于除了这种事不曾做别的，“虽居兵部，职巡江，顾一切军事不问，惟阻挠六部权”[60]，他对弘光朝的贡献，只是从内部将其搞垮。甚至，也不在于搞了权钱交易，而在于骇人听闻地达到权即钱、钱即权的变态地步，“纳金则纠者免、荐者予。否则反是。”“白丁隶役输厚金，立跻大帅，都人语云：‘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其谬诞黩货如此。”[61]从曾祖阮鹗那里，阮家人就喜欢谈兵，有军事抱负。当年厚赂周延儒谋复，他也冀以边才召，如今在弘光朝终替自己搞到兵部尚书职衔，算是满足了这一自我想象。但他更大爱好其实是掌控用人权。“吏部尚书缺，马辅士英欲用张司马国维”，阮大铖却暗中运作，通过太监搞到中旨直接任命张捷，“内传忽出，士英抚床惊愕，自此始惮大铖矣。”[62]盖因吏部司组织人事，安插私人，一利于贬黜宿仇，二实便于卖官，故阮氏为此不惜得罪老友马士英而与夺食。这件事，令人油然记起曩往阮大铖与东林结怨，因吏科都给事中之职而起，而一朝之忿、衔恨之深，于兹尽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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