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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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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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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去并无什么污点的人，终在三十七岁、眼看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因一场宦海风波，从原本的受害者，一夜之间卷入污泥浊水，且一发而不可收，愈行愈远，直至变成一个龌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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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细予分辨，从起因上必须讲明一点，他叛出东林、委身阉党，是政治原因，而非理念或意识形态的选择。政治原因，是指遭东林抛弃后，他审时度势迅即认清，只有阉党可助他反戈一击。在这过程中，他一面抱上述政治目的，一面又以得位后的迅速抽身，显示自己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不喜欢或至少不看好阉党，内心并不糊涂，而是明镜高悬。某种意义上，他深知这次挑战东林，是一次意识形态的玩火，亦即迈出了与“奸恶”同流的危险一步。他明知如此而仍然敢行，除了实难咽下那口气，还因他自认为思前虑后，有很好的布局。一旦泄忿，马上撤退，脱其干系。他会觉得，自己一箭双雕、两全其美，既让东林尝了厉害，又不真与魏忠贤绑在一起。他其实做了两个预言，一是“我便善归，看左某如何归耳”，看出东林祸到临头；二是以逃之夭夭的行为，表示已料到阉党可得势一时，却终将没有好下场。天启四年，他在政坛弈出的这两手棋，应该说算路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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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人生正如行棋，也总有算不到处。有关他对触发天启党祸所起的作用，钱秉镫写道：“次年春难作，毒遍海内。”[45]《南疆逸史》说：“未几，汪文言狱起，连杀琏、光斗等六人……”[46]亦即，惨案恰在他向东林发难不久很快爆发。这一时间上的咬合，本身并无太多必然性，东林、阉党之间矛盾酝酿已久，其爆发既非一日之功，更不是阮大铖所能左右，故而钱秉镫一面点出时间的咬合，一面讲了句公道话：“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47]不过，阮大铖的倒戈及出卖在时间上的特殊性，仍成为一个标志，而被普遍认为是惨案导火索。之后，他性情中“几微得失，见于颜面”的轻薄一面，也替自己惹了一些嫌疑。《南疆逸史》说：“是时，大铖里居未与事也。然对客则诩诩自矜其能，谓‘我坐而运筹，能杀人于千里’，欲使人畏己。由是人皆指目，谓魏阉之恶，大铖实导之。”[48]类似的表现，阮大铖是有的，但以上描述不合情理，不大可信。同样情形，钱秉镫所述方觉丝丝入扣：“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49]对客不言，是抽身撤退策略的继续，而“眉间”之意却暴露了他“悻悻然小丈夫”的心性。这才是阮大铖：头脑明睿，但自控弱，好自矜，不能喜怒不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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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二三年，他徘徊清醒与难捺之间。这是他的自我搏斗，是体内明睿与愚蠢两种力量的厮咬。他对大局认识不成问题，却有动摇的时候。“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数月即回，心知魏阉不可久恃。”[50]丙寅即天启六年（1626）。他没禁住诱惑，居然赴任，但马上后悔，又在短时间内后退。阉党阵营中，他是唯一料定魏忠贤必败而未雨绸缪的人。“凡有书币往候，随即购其名刺出”。一边勾结，一边销毁证据。后来魏氏覆灭，追查余党，虽然东林亟盼获得阮大铖罪证，花了不少气力，却竟然“无片字可据”，末了只能用“阴行赞导”的不实之词给他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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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阮大铖不是被东林打败，而是被自己打败的。假如他能完全听从其过人的聪黠，而抑制住耐不得寂寞、蠢蠢欲动、性情轻躁的另一面，或连“阴行赞导”的罪名都可躲过。他不该在魏氏垮台前一年，接受太常寺少卿职位，更不该于翌年崇祯即位之初，引火烧身。后一次失误最严重，令他以杰出预判为基础的苦心布局，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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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即位之初，举朝皆阉余党，东林虚无一人，于是杨维垣乘虚倡议，以东林、崔魏并提而论，盖两非之；不意倪公元璐于词林中毅然抗疏，极诋其谬，分别邪正，引绳批根，维垣为之理屈词穷。而大铖在籍，既闻阉败，急作二疏，遣赍入京。其一疏特参崔魏，一疏为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为之羽翼者崔呈秀辈也；四年以前乱政者则为王安，而羽翼安者东林也。谕役特示维垣，若局面全翻，则上前疏；脱犹未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时维垣方与倪公相持，得大铖疏，大喜，即上之。从此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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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里的阮大铖就是典型。当其“急作二疏，遣赍入京”时，大概很为自己的聪明而兴奋，一如孔明付锦囊之计于赵云。所出之计，也确实高妙。翻手是云覆手则为雨、鱼和熊掌兼得、万无一失、立于不败之地……似乎都可形容其高妙。而他因何有此冲动？仅仅是神算子的自我陶醉？还是因见杨维垣身陷难局，一时技痒，没能忍住出手的欲望？他确有这种性情，以及表现欲。但关键不在这里。大家注意“七年合算之疏”当中一个词：天启四年。以此为界，“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为之羽翼者崔呈秀辈也；四年以前乱政者则为王安，而羽翼安者东林也。”我们知道，他与东林分道扬镳、借阉党之力得到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然后抽身还乡，即在该年。玩味一下，他制订这个时间表，暗藏两个动机：一、希望东林与魏忠贤一样被清算，这是几年来他内心最炽热的饥渴。二、以天启四年为界划分东林、魏党专擅期，极利于他自我保护——相对于天启四年以前，他是东林受害者，相对于天启四年之后，他则以远居乡里、置身事外而择清与魏党的关系。所以“七年合算”是个很完美的设计，细针密线、机关算尽。唯有一点，对形势完全误读。当时，魏忠贤虽走投无路自尽身亡，但整个局面尚不明朗，此即钱秉镫所讲“举朝皆阉余党，东林虚无一人”，阮大铖误判形势，客观上与此有关，但根本而言，他错在没能辨认什么是暂时混沌，什么是大势所趋。以其思谋能力，本不难辨认，但对东林的刻骨仇恨，终于使蠢蠢欲动的机会主义情绪占据上风，在不该出手时出手。他用几年的时间，抹去、掩盖与阉党的关系，现在却冲动一时，提出什么“七年合算”，以为能捅东林一刀，结果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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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命运的真正转折点。过去，不论天启四年职位之争，乃至天启六年昏头出任太常寺少卿，虽都是污点、嫌疑，却尚不足以把他推上风口浪尖。此番不然，钱秉镫言之甚明：“从此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矣。”“七年合算”之说一出，他身陷逆案的结局再也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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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重要然而不大被注意的事实：“七年合算”之疏前，阮大铖不仅安然无恙，且在起用名单中；不但被起用，还官升一级——“崇祯元年，奉优旨起升光禄卿”。足见他在新时代的开端，顺利而美好，“东林诸公切齿大铖倍于诸阉党”既是以后的变故，原本甚至可以避免。只因投机性情间歇性发作，引火烧身，亲手把自己推向逆案，“旋被劾罢回”，处分是“削夺配赎”，削去官职、剥夺身份，但免于法办，允许他赎罪为民，“十七年不能吐气矣”。[52]十七年，是崇祯皇帝在位的总年数。因为是“钦定逆案”，与个别、孤立案件不同，一损俱损，除非整个案子推翻，否则身入其中，永远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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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铖咎由自取，但就事论事，整个过程东林方面可谓相当霸道。前面说过，阮大铖被指从逆时，“无片字可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法律角度，罪名不能成立。若在今日，即便人人皆知、人人皆信某人犯有某罪，但只要没有疑无可疑的证据，辄不得论其罪。美国辛普森案就是一例，当时由于警方几点重大失误，致辛普森无罪释放，美国民众眼睁睁看着必为其人的辛普森逍遥法外，亦无可如何，因为大家懂得，对法律的信守，比辛普森受惩远为重要。我们不会要求十七世纪初明朝具有这种法治水准，但即以当时眼光看，东林对待阮大铖亦难辞党同伐异之嫌。阮大铖获罪，不光是全无证据，实际上，导致他名列逆案的，并非是与阉党的关系，而是“七年合算”之疏。这道奏疏，无非提出以天启四年前为东林专擅期，不论它如何混淆了是非，归根结底，只是一番言论而已。所以，阮大铖实际是以言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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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眼下所知，关于阮大铖与东林的恩怨，我们约可这样概括：恩怨之起，是因东林有负阮大铖，阮大铖随即叛东林而与魏党近迩，借此得到了他本应得到而在东林把持下被剥夺的职位，还以颜色后他迅速离职回乡。其间，他与魏党保持联系，还曾得到任命，然仅就与东林冤狱的关系而言，他一是不在“犯罪现场”，二是没有实施罪行所需职权，应该不负任何责任。崇祯即位，他代杨维垣草疏，提出“七年合算”，用心确在打击东林，然事情本身无逾乎建言献策，东林将其打入逆案，亦属恃权倾轧。这是继天启四年后，东林再次重创阮大铖；较诸上回平白夺其职位，这次由于逆案的“钦定”性质，东林从政治上彻底葬送了阮大铖。纵观两次恩怨，撇开阮大铖人品不论，东林都扮演了“加害者”角色，一次完全理亏，另一次道德正确而过程毫无公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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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七年，阮大铖都如过街老鼠，极度孤立。钱秉镫在乡先与之善，然后避如瘟疫一事，便很表现他恶劣的境地。废斥里居，阮大铖寄意诗文，一来是才情自逞，二来借此交友、消其寂寞。“当是时，大铖发愤为诗，抒其才藻，以博人之称誉，今南京盋山精舍所刻《咏怀堂诗》十卷，大都皆为其罢官里居时所作。”[53]“一与时忤，便留神著述。”[54]崇祯五年（壬申，1632），中江社在桐城成立。朱倓说：“明季结社，其数盈百，而势力之伟大，无如复社；而与复社隐然相抗与之敌对者，其惟中江社。”[55]该社实际领袖，便是阮大铖。钱秉镫之子钱禄所撰《先公田间府君年谱》（钱秉镫晚号田间老人）讲述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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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人举中江大社，六皖名士皆在，府君与三伯与焉，首事潘次鲁、方圣羽也。次鲁为阉党汝桢子，圣羽则皖髯门人，皖髯阴为之主，以荐达名流饵诸士，由是一社皆在其门，皖髯与余家世戚，门内素不以为嫌，府君乡居，不习朝事，漫从之入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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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见，当时一般外省对朝中政治派别、意识形态对立，不甚以为意，例如钱家明知阮大铖以逆案废斥，却仍以“世戚”视之，“门内素不以为嫌”，所以阮大铖的文望诗名犹具号召力，而能罗致“六皖名士”，结成大社。但情形很快有变。同年，方以智到“吴下”（苏南一带）游历一番，而我们知道苏南乃东林渊薮，他回来时，带来外面的消息，并促钱秉镫与阮大铖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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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因私结数子课文；其中江社期，谢不至，诸公既知有异心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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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习朝事”的钱秉镫，由此知时下潮流，立刻疏远阮大铖，不再参加中江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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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秉镫对阮大铖的疏远，应有相当代表性。它显示，阮大铖继从官场败归后，又因舆论影响在社会中益形孤立；其次，复社正在取代东林，成为他的主要烦恼。东林和复社，两者一脉相承，这种关系中有两个要点：第一，如果东林是朝堂政治的主流，复社则控制着在野的思想导向；第二，复社是以诸生为主体的青春知识团体，它许多重要人物，本身就是东林名宿之后，人称“小东林”。阮大铖既被逐出政坛，斗争空间则从朝堂移至社会，复社开始扮演斗争主角。钱秉镫在方以智劝说下走向阮大铖对立面，就显出这种作用。而最著名的例子，无过乎轰动一时的崇祯十一年秋《留都防乱揭帖》事件，复社精英发动声势浩大的“痛打落水狗”行动，迫使客居南京的阮大铖遁迹牛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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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逆案以来，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之间发生的一切，通常看作正邪之斥。其实，还有一种解读，即生存空间的攘取。一方不断地挤压，另一方则作悬崖边的抵抗，而看起来两边各有理由。阮大铖政治上已经是失败者，他失掉了以求取功名为目标的人生，甚至失掉了回归的希望，剩下的不过是以文会友、“抒其才藻，以博人之称誉”，然而，连这点空间也不断遭挤压，他的感受只能是“逼人太甚”。而在东林-复社看来，灰溜溜铩羽而归的阮大铖，是隆冬之蛇，假死不僵，甚至假死都谈不上，不甘寂寞、四处活动、心怀叵测，念念不忘东山再起，对这样的人如果掉以轻心，何啻姑息养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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