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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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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阮大铖“人还在，心不死”，确有其事。他积极谋复，拜见回籍首辅周延儒，重贿之，周当时表示：“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周延儒果然再召入阁，但因阻力太大，难践其诺，遂提出一个曲线方案：“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俟其以边才转荐，我相机图之，必有以报耳。”[58]阮大铖无奈，如言荐一人，便是当时也谪居南京的同年进士马士英，周延儒“即拔士英为凤督”——此即马、阮特殊关系的由来，弘光格局则由此铸成。过去，对于他的积极谋复，多从东林视角看，乃觉适足证明其人之险恶。但换换视角，感受似乎不同。困兽犹斗，而况人乎？穷寇勿追，而东林-复社留给阮大铖的余地，确实太小。钱秉镫事后反思，指出：“攻之愈急，则其机愈深；郁之愈久，则其发愈毒。譬如囚猛虎于阱中，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一旦跳跃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几人哉？”[59]隐指阮大铖最终走到那一步，是东林-复社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逼其成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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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面面看下来，截至眼前，我们对阮大铖其实仍无从断其是非。天启四年延绵至此的事态，起因在东林，之后情节无非是双方围绕积怨的反弹和互动，逾此范围之外的问题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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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发生在甲申国变后。自那时起，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之间已不单是个人龃龉，他的行为开始从是非难断的恩恩怨怨变成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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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至乙酉五月，我们终于握有阮大铖是“奸臣”的证据。归纳一下，有三大表现：一，公权私用。二，损害国家利益。三，招权纳贿。过去，关于其人其事我们保持中立，或者竟认为他与东林-复社之间，道理较多在他一边。现在，要完全站到反对者的立场上了。因为他所干的一切，都有了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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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问题，不在于借定策抢班夺权、交通中贵谋求起复升迁，而在于权力到手后用来浊乱朝政；不在于对权力的追逐，而在于对权力的理解——完全是为个人利益服务。不在于结党串通、翻案复仇、构陷东林-复社——考虑到东林-复社也曾对他“环而攻之者不遗余力”——而在于除了这种事不曾做别的，“虽居兵部，职巡江，顾一切军事不问，惟阻挠六部权”[60]，他对弘光朝的贡献，只是从内部将其搞垮。甚至，也不在于搞了权钱交易，而在于骇人听闻地达到权即钱、钱即权的变态地步，“纳金则纠者免、荐者予。否则反是。”“白丁隶役输厚金，立跻大帅，都人语云：‘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其谬诞黩货如此。”[61]从曾祖阮鹗那里，阮家人就喜欢谈兵，有军事抱负。当年厚赂周延儒谋复，他也冀以边才召，如今在弘光朝终替自己搞到兵部尚书职衔，算是满足了这一自我想象。但他更大爱好其实是掌控用人权。“吏部尚书缺，马辅士英欲用张司马国维”，阮大铖却暗中运作，通过太监搞到中旨直接任命张捷，“内传忽出，士英抚床惊愕，自此始惮大铖矣。”[62]盖因吏部司组织人事，安插私人，一利于贬黜宿仇，二实便于卖官，故阮氏为此不惜得罪老友马士英而与夺食。这件事，令人油然记起曩往阮大铖与东林结怨，因吏科都给事中之职而起，而一朝之忿、衔恨之深，于兹尽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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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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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大概可予阮氏其人一个总的了断：迄今那种主导性的，将他一言以蔽，视为奸恶、小人和“坏种”的见解，值得商榷。一言以蔽，不如分而论之来得客观。亦即，前后有两个阮大铖；一个是弘光前的，一个是弘光中及以后。前者我们无由鄙之，后者才是四百年来众口所谈的阮大铖。倘若就弘光前阮大铖——包括其遭际——做一鉴定，我们推荐夏完淳《续幸存录》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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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以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媚事阉党）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十”字衍，应为“七年合算”）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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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之阿珰，原为枉案”，“持论太苛，酿成奇祸”，所论极平，至为公允，弘光以前应如此作结。弘光之后，性质全变。阮大铖怙权为恶，意无旁顾，其间“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表面上是冤怨相报，而揆诸现实，大敌当前、国势危殆，“清兵之事，置之蔑闻。当清之初入也（指清兵入关时），我一旅北征，山东、河南人心响应，岁币之供，清可去也。士英漠然不问，但与大铖等章（通“彰”）贿赂、树彼此而已。”[64]故而我们对阮大铖所为，不能仅以倾东林-复社视之，必须指出，他是实实在在地损国家、害社稷，不管有何种前因旧缘，均不可释其恶。至于“以铨部为奇货”、滥鬻官爵、疯贪狂黩，更是祸国铁证，绝无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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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曾精细地说，马士英是“贪庸误国”，阮大铖是“贪奸误国”。[65]一字之差，点出异同。我们借此谈另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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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就是从“庸”、“奸”之别引出。平时，我们一见到“奸”，反应都在“丑”和“恶”上。可是若论丑恶，马、阮彼此彼此，谁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李清特以“庸”、“奸”论之，意思并非他们恶有大小，而是说，丑恶的特色各异、原因有别。马士英误国，一以贪，一以庸；贪，乃私欲所致，庸，则是水平和能力。我看过很多对马士英的评论，对他的人品，没有不认为低劣的，但普遍来说，不觉得他具很大危害性。夏完淳讲过这么一句话，值得体会：“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66]这可不是表扬马士英，而是说他实属樗栎之材，才力所囿，坏虽坏，坏的能量究竟有限。阮大铖截然不同，李清置马士英于“庸”，而以“奸”字赠阮大铖，包含才具的评价。换言之，只有丑恶不足为“奸”，才、恶相济，方可达“奸”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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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有不少实例。古代视为头号权奸的曹操，大家都知道他是荦荦大才。在明代，严嵩的“奸名”无出其右，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他同时是大才子，学问文章均属一流，聪明过人，与心思极细的嘉靖皇帝周旋十几年，而滴水不漏。在我们当代，也有一位此等人物康生，此人阴狡之至而博雅多识、灵慧机巧，别的不论，单说书法他就能左右开弓且都达很高造诣，似脱常人左右半脑掣其一端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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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的人到处都是，丑恶而配伍奇才的人辄百不一遇，而非后者不足以言“奸”。阮大铖、马士英之间，区别就在这里。两人皆贪，是他们的共同点和携手的基础，但仅此成不了搭档、组合，还取决于另一条件，即才智上彼此借重、依存。倘使马士英聪明劲儿不减阮大铖，阮大铖多半要另选合作者；反过来，如果阮大铖乃是庸才，马士英亦将嫌其多余。惟因一“庸”一“奸”，配置合理，才一拍即合。我们知道，马士英脱颖而出，源自周延儒对阮大铖建议曲线谋复时阮大铖的推荐，这推荐，一定考虑了后者便于操控。不仅如此，马士英后来以定策而攫得首辅之位，也都出自阮大铖幕后出谋划策。可以说，马士英之有今天，全拜阮大铖所赐，虽然南京陷落后，马士英对过度依赖阮大铖感到懊悔：“士英亦以南渡之坏半由大铖，而己居其恶，意固不平，由是渐相矛盾。”[67]但他忘记了，没有阮大铖，他或者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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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就提出扁平人物、面具化问题，这是重点。如果写来写去，末了阮大铖仍只能被“看扁”，则本文之作亦可休矣。一直以来，奸臣话语都是我们扁平化思维的突出代表，其源盖出于用单一、极端的道德褒贬将历史叙事彻底覆盖。历史叙事肯定不能排除道德批判，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只剩下道德批判，其余一切剔除得一干二净。旧戏里面，曹操、严嵩涂着大白脸，犹未登场，格调已定。电影《桃花扇》虽是当代作品，却也还是把阮大铖搞成獐头鼠目、胁肩谄笑的模样，生怕不如此观众不晓得他是甚等样人。在中国，不但早已习惯奸臣如此这般，乃至一闻奸臣二字，大家能自动在脑海中画出这副形容。其实多半相反，“奸”不是普通坏蛋的层次，丑恶而至于奸，这种人往往既有千夫所指的一面，又有正常情形下大家所欣赏、以为出类拔萃、愿意在自己身上也看到的东西。单论禀赋，历史上很多奸臣该算人中之杰，只是心性所致，没走正道。人类的所长与所短，被他们揽于一身；他们的复杂性其实是超过一般人的，人性在他们身上遭遇更多的矛盾冲突，自我分离、自我撕裂的情形往往更为严重。这样的人，明明更适宜性格和心理的多面考察，怎么反倒是扁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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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起来，都在于太功利。中国的许多不好，小至产品粗制滥造，大至道德上心粗气浮，都是因为急功近利。我们对道德，历来重实用不重认识，急于拿出简简单单的标准，树立好坏典型，来垂范、戒告社会。至于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则置之不论；不单不论，还恨不得摈于视听之外，倘若有人谈起，往往斥为给丑类“涂脂抹粉”。以阮大铖为例，他的奸臣身份确定以后，大家就好像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皆大欢喜，从此这个人就打入另册、束之高阁，有关他的探问几乎绝迹。1981年，黄裳先生作《咏怀堂诗》一文，是几十年来寥寥无几的一篇有关阮大铖的文章，但它结尾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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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前鲁迅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里不但指出了鉴别古今一切人物的好方法，也是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有效的手段。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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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粉，是一种理解。复杂性，是另一种理解。笔者主张后者。我因而想到在西方似乎从没有哪个人物由于是坏人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相反越是这种人，大家探究的愿望越强烈，无论一般犯罪者还是独夫巨奸，往往引得作家反复书写。那是因为，里面有一种人性信念，认为坏人的意义不在于坏，而在于人性不知何故在他们那里被强烈扭曲和压抑。知道一个人的坏，何须吹灰之力，了解他们为什么坏才最重要、对社会最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却是相反的。我们满足于判定一个人的坏，然后把他扫入历史垃圾箱。我们不想真正认识人性，认真取得教益。由此受影响的，恐怕不仅是文学深度，更在于民族思维和心智是成熟或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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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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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虽不作翻案文章，却打算还一个真实的阮大铖。所谓真实，不是说以往主流叙事和评价呈现的阮大铖有假，而是指它们以扁平化、面具化，遮蔽掉他奸臣以外的许多东西，致迄今广为人知的阮大铖，并不完整，有不少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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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复原完整的阮大铖，又谈何容易。奸臣下场，不光令其面目扁平，也让相关材料流失惨重。以剧作论，全部十一种今仅存世四种；诗歌方面，“清代藏书家于其诗率少著录”，《明史》“削其诗不登《艺文志》”，“朱彝尊《明诗综》不载大铖姓字，附论于李忠毅诗前，曰：‘佥壬反复，真同鬼蜮，虽有《咏怀堂诗》，吾不屑录之。’”[69]“终满清二百八十年之际，除《燕子笺》《春灯谜》两传奇外，殆无人能举《咏怀堂诗》之名者矣。”[70]即便如此，现有材料所能补充于我们的认识，也将大大有异于只是一介小丑的阮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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