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盋山精舍《咏怀堂诗集》附录所载诸名家论、跋，以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篇幅最长，也以它论述、展开最深最广。它给阮大铖如下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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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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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于陈三立“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之说，而又甚之，不惜赠以“唯一”。文章开篇第一言便说：“吾国自来之习尚，即以道德为人生唯一之要素。”作者面对阮诗，痛感这种偏见的鄙陋。他一面破除偏陋，一面梳理中国诗歌源流，指有“人文”、“自然”两派，“二者之人生观截然不同，其诗之意味亦以迥异”，而阮大铖“则自然派之子裔也”。复论阮诗在自然派中居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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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堂诗在自然派诗家中别树一帜。吾尝遍读陶公及王、孟、韦、柳诸贤之诗，虽觉其闲适有余，然尚欠崇拜自然之热诚，如英诗人威至威斯（即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动泪”之精神，在陶韦诸贤集中未尝一见也。如陶公《归田园居》、《饮酒》……然皆静胜有余，玄惊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落一切，冥心孤往也。惟咏怀堂诗，始时能窥自然的秘藏，为绝诣之冥赏。故如“春风鲜沉冥，霁心难与昧”；“林烟日以和，众鸟天机鸣。泽气若蠕动，瘁物亦怀荣”；“息影人春烟，形释神亦愉”；“卧起春风中，百情皆有属”；“春风荡繁圃，孰物能自持。人居形气中，安得不因之”；“山川若始生”；“水烟将柳色，一气绿光浮。坐久领禽语，始知非梦游”；“隐几淡忘心，懼为松云有”；“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静抱虚白意，高枕鸿濛云”等诗句非泛泛模范山水，啸傲风月之诗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为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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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尚有诸多精细到字词的分析、阐发，惜不能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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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推崇阮诗，可谓倾心之极、溢于言表。我们不一定均予接受，但不能不了解他何以至此。这一方面如其文所言，有文学史的品鉴为依据，有他破除偏陋的主张为内涵，也有中西文学比较为坐标，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胡先骕跨人文、自然两个科学领域的身份和地位。此文纯以文人、哲人面目示人，所显示的旧诗造诣与视野，不输于人文学者。其实，这篇阮大铖诗评，仅为其人文厚养的吉光片羽，须知，他曾于1919年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针砭陈独秀、胡适所倡文学革命，更于1921年与梅光迪、吴宓共创《学衡》杂志，为学衡派中坚。然而他更是一位科学巨擘，尤有意义的是，他的领域并非数学、化学等那一类自然科学——他是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对他这一地位，无待多言，只须知道毛泽东对他以“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99]相称，即窥一斑。作为这样一位与自然风物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科学家，胡先骕于阮诗所评，除大家可体会的文学与审美理由，必有一般所感悟、领会不到处。故而，由他来称道、发扬阮诗“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至少对我来说，说服力非同一般；我亦由此知“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包含了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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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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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积重难返。尽管给予阮诗高度评价的，皆为硕学大师，也仍不敌以人废言的传统。迄今为止，哪一本文学史曾给阮大铖应有地位？不要说应有的地位，一席之地也谈不上。连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人，都从未从课堂上知道阮大铖能诗，更不知其成就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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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个人对阮诗所更关注的，还不是成就与地位。那的确值得反思，但补正工作要由古代文学史、诗歌史研究者们来做。我从中思考和提出的，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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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对他的诗作，诸家都认为属于陶谢王孟一脉，且极得其纯与正——我之困惑即由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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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派作品，是我私衷最抱好感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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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流向。尤其陶渊明诗，我置之心中最高位置。不单那种极朴、极淡，是我理解的最好的诗艺，还因为它们的纯任率真，是我极感亲切的人生态度。“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品得其意，人生熨帖。照理，我们都会认为，这样的心怀，与阮大铖那种人相距何远？虽然他曾下大的功夫来研摩，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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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里居八年以来，萧然无一事，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无刻不诗，无日不诗，如少时习应举文字故态……吾诗渊源于三百篇，而沉酣于楚骚文选，以陶王为宗宜，以沈宋为法门，而出入于高岑韦柳诸大家之间，昼而诵，暮而思，举古人之神情骨法，反复揣摩，想象出入，鈢心刿肝，刳肠刻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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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明明知道，技术层面可以学，风格层面一定程度亦能摹仿，心性却没法由外植入。它根植自身，乃是襟抱中固有之物。以阮诗对照其为人，我一度完全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因为在他诗中，有许多感受、意动，确非技巧和风格可以解释，而是无此心断断乎到不了。前面胡先骕文章列举了一些，我也随手摘一句：“村煖杏花久，门香湖草初。”[101]前半句犹可，后半句如非化心于自然而眷恋之，根本不能体会。我们不怀疑陶、王等将启发他如何写诗，但我们不相信别人能代替他思考和感觉。这样的心灵，的的确确只能是他自己的。可是，难道不奇怪么？一个那样权焰、贪婪、羁于名缰利锁的人，却有如此澄静、松恬、温柔的心境，能张开每个毛孔去呼吸自然的气息。请勿以“虚伪”、“假相”论之，心到不了，谁也写不出这句子。那些感受，清晰地呈现于阮大铖心间。他的灵魂，可以际会这样的美、愉快和单纯……后来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回避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亦即，尽管此人在社会或政治方面有很多丑陋表现，但自我精神世界确有着清净的角落。如果脱离外部生活实际、回到内心、单独面对自己，他可以听见这样的心声，专注它、凝视它，并确切从中领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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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得了一种启示或假设：对于阮大铖，其诗与其人，或许可以分开。所谓分开，并非忽而是人、忽而是魔鬼，而是说他的心灵具有两面性，他存在自我分裂，受到这两面的争夺和撕扯。进而，我还有一个推想，当他行种种丑恶之际，未必没有自我鄙视和憎厌——他其实知道，自己做的某些事，是卑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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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兵临之前，阮大铖逃离南京。钱秉镫说，他出逃的路线是先到今安徽境内的太平县，再从太平逃奔浙东，在金华投朱大典。朱大典是个没有党派色彩的正派人，钱秉镫说他跟阮大铖“交好”，所以收留了他，然而金华的士绅不乐意，“公檄声其罪，逐之出境”。阮大铖转投绍兴方国安，马士英也在那里。在绍兴待了近一年，其间，开始通敌，“杭越书信，往来不绝，大铖因是潜通降表于北，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北帅”，为满清当卧底。“丙戌（1646）六月，贝勒渡江（钱塘江），马士英与方国安等走台州，大铖独至江头迎降，盖冯铨已荐为军前内院矣。”[102]到此为止，阮大铖写完自己从受害者一变权奸，再变叛国者的明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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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清朝篇章，极短暂，转瞬即逝。其之死也，去降未久，具体日期不可确考，然据《小腆纪传》“越数日，始舁板扉上，天暑，尸虫四出”[103]描述，知当时天气犹热，应不迟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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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降清至离世，阮大铖这两个月左右的余生，幸有《皖髯事实》为我们备述。情节来自其间一直与阮大铖左右相处的目击者，“耿君字伯良，粤东反正，擢升司空，戊子（1648）冬在端州刘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详，袁总宪在坐，属予纪之。”[104]如果钱秉镫所言为实，下面一切应十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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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述，每个细节都给人异样感，为了确认，我反复读了多遍，终于相信，降清后的阮大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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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大兵所过，野无青草”，清军上自内院下至从征官仅饭疏食，伙食很差。阮大铖却每每可备一桌盛馔，“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众人皆讶，问从何而来。阮大铖这样回答：“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翅（同“啻”）此矣。”驴唇不对马嘴，别人只是好奇丰馔从何而来，他却夸耀自己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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