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盋山精舍《咏怀堂诗集》附录所载诸名家论、跋,以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诗集》篇幅最长,也以它论述、展开最深最广。它给阮大铖如下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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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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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于陈三立“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之说,而又甚之,不惜赠以“唯一”。文章开篇第一言便说:“吾国自来之习尚,即以道德为人生唯一之要素。”作者面对阮诗,痛感这种偏见的鄙陋。他一面破除偏陋,一面梳理中国诗歌源流,指有“人文”、“自然”两派,“二者之人生观截然不同,其诗之意味亦以迥异”,而阮大铖“则自然派之子裔也”。复论阮诗在自然派中居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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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堂诗在自然派诗家中别树一帜。吾尝遍读陶公及王、孟、韦、柳诸贤之诗,虽觉其闲适有余,然尚欠崇拜自然之热诚,如英诗人威至威斯(即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动泪”之精神,在陶韦诸贤集中未尝一见也。如陶公《归田园居》、《饮酒》……然皆静胜有余,玄惊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落一切,冥心孤往也。惟咏怀堂诗,始时能窥自然的秘藏,为绝诣之冥赏。故如“春风鲜沉冥,霁心难与昧”;“林烟日以和,众鸟天机鸣。泽气若蠕动,瘁物亦怀荣”;“息影人春烟,形释神亦愉”;“卧起春风中,百情皆有属”;“春风荡繁圃,孰物能自持。人居形气中,安得不因之”;“山川若始生”;“水烟将柳色,一气绿光浮。坐久领禽语,始知非梦游”;“隐几淡忘心,懼为松云有”;“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静抱虚白意,高枕鸿濛云”等诗句非泛泛模范山水,啸傲风月之诗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为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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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尚有诸多精细到字词的分析、阐发,惜不能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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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推崇阮诗,可谓倾心之极、溢于言表。我们不一定均予接受,但不能不了解他何以至此。这一方面如其文所言,有文学史的品鉴为依据,有他破除偏陋的主张为内涵,也有中西文学比较为坐标,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胡先骕跨人文、自然两个科学领域的身份和地位。此文纯以文人、哲人面目示人,所显示的旧诗造诣与视野,不输于人文学者。其实,这篇阮大铖诗评,仅为其人文厚养的吉光片羽,须知,他曾于1919年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针砭陈独秀、胡适所倡文学革命,更于1921年与梅光迪、吴宓共创《学衡》杂志,为学衡派中坚。然而他更是一位科学巨擘,尤有意义的是,他的领域并非数学、化学等那一类自然科学——他是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对他这一地位,无待多言,只须知道毛泽东对他以“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99]相称,即窥一斑。作为这样一位与自然风物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科学家,胡先骕于阮诗所评,除大家可体会的文学与审美理由,必有一般所感悟、领会不到处。故而,由他来称道、发扬阮诗“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至少对我来说,说服力非同一般;我亦由此知“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包含了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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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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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积重难返。尽管给予阮诗高度评价的,皆为硕学大师,也仍不敌以人废言的传统。迄今为止,哪一本文学史曾给阮大铖应有地位?不要说应有的地位,一席之地也谈不上。连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人,都从未从课堂上知道阮大铖能诗,更不知其成就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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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个人对阮诗所更关注的,还不是成就与地位。那的确值得反思,但补正工作要由古代文学史、诗歌史研究者们来做。我从中思考和提出的,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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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对他的诗作,诸家都认为属于陶谢王孟一脉,且极得其纯与正——我之困惑即由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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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派作品,是我私衷最抱好感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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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流向。尤其陶渊明诗,我置之心中最高位置。不单那种极朴、极淡,是我理解的最好的诗艺,还因为它们的纯任率真,是我极感亲切的人生态度。“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品得其意,人生熨帖。照理,我们都会认为,这样的心怀,与阮大铖那种人相距何远?虽然他曾下大的功夫来研摩,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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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里居八年以来,萧然无一事,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无刻不诗,无日不诗,如少时习应举文字故态……吾诗渊源于三百篇,而沉酣于楚骚文选,以陶王为宗宜,以沈宋为法门,而出入于高岑韦柳诸大家之间,昼而诵,暮而思,举古人之神情骨法,反复揣摩,想象出入,鈢心刿肝,刳肠刻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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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明明知道,技术层面可以学,风格层面一定程度亦能摹仿,心性却没法由外植入。它根植自身,乃是襟抱中固有之物。以阮诗对照其为人,我一度完全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因为在他诗中,有许多感受、意动,确非技巧和风格可以解释,而是无此心断断乎到不了。前面胡先骕文章列举了一些,我也随手摘一句:“村煖杏花久,门香湖草初。”[101]前半句犹可,后半句如非化心于自然而眷恋之,根本不能体会。我们不怀疑陶、王等将启发他如何写诗,但我们不相信别人能代替他思考和感觉。这样的心灵,的的确确只能是他自己的。可是,难道不奇怪么?一个那样权焰、贪婪、羁于名缰利锁的人,却有如此澄静、松恬、温柔的心境,能张开每个毛孔去呼吸自然的气息。请勿以“虚伪”、“假相”论之,心到不了,谁也写不出这句子。那些感受,清晰地呈现于阮大铖心间。他的灵魂,可以际会这样的美、愉快和单纯……后来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回避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亦即,尽管此人在社会或政治方面有很多丑陋表现,但自我精神世界确有着清净的角落。如果脱离外部生活实际、回到内心、单独面对自己,他可以听见这样的心声,专注它、凝视它,并确切从中领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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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得了一种启示或假设:对于阮大铖,其诗与其人,或许可以分开。所谓分开,并非忽而是人、忽而是魔鬼,而是说他的心灵具有两面性,他存在自我分裂,受到这两面的争夺和撕扯。进而,我还有一个推想,当他行种种丑恶之际,未必没有自我鄙视和憎厌——他其实知道,自己做的某些事,是卑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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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兵临之前,阮大铖逃离南京。钱秉镫说,他出逃的路线是先到今安徽境内的太平县,再从太平逃奔浙东,在金华投朱大典。朱大典是个没有党派色彩的正派人,钱秉镫说他跟阮大铖“交好”,所以收留了他,然而金华的士绅不乐意,“公檄声其罪,逐之出境”。阮大铖转投绍兴方国安,马士英也在那里。在绍兴待了近一年,其间,开始通敌,“杭越书信,往来不绝,大铖因是潜通降表于北,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北帅”,为满清当卧底。“丙戌(1646)六月,贝勒渡江(钱塘江),马士英与方国安等走台州,大铖独至江头迎降,盖冯铨已荐为军前内院矣。”[102]到此为止,阮大铖写完自己从受害者一变权奸,再变叛国者的明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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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清朝篇章,极短暂,转瞬即逝。其之死也,去降未久,具体日期不可确考,然据《小腆纪传》“越数日,始舁板扉上,天暑,尸虫四出”[103]描述,知当时天气犹热,应不迟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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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降清至离世,阮大铖这两个月左右的余生,幸有《皖髯事实》为我们备述。情节来自其间一直与阮大铖左右相处的目击者,“耿君字伯良,粤东反正,擢升司空,戊子(1648)冬在端州刘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详,袁总宪在坐,属予纪之。”[104]如果钱秉镫所言为实,下面一切应十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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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述,每个细节都给人异样感,为了确认,我反复读了多遍,终于相信,降清后的阮大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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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大兵所过,野无青草”,清军上自内院下至从征官仅饭疏食,伙食很差。阮大铖却每每可备一桌盛馔,“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众人皆讶,问从何而来。阮大铖这样回答:“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翅(同“啻”)此矣。”驴唇不对马嘴,别人只是好奇丰馔从何而来,他却夸耀自己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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