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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27 五年,邑大治。癸未,冢宰上计,举天下廉卓第一,上每朝群臣,咨天下廉吏,大学士方岳贡首以公名进,上颔焉若素知者,书公名御屏,将膺殊命,会丁母丧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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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29 都说他考评第一,引起崇祯皇帝注意,将委重用,事因丧母服制而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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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31 不光官声这么好,他在文化界的地位,更被推重,这是因为他和陈子龙一道,创办了明末重要的思想团体“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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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33 是时东林方讲学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曰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何刚、徐孚远、王光承辈,亦结几社相应和,名重海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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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35 按以上所述,几社创建是受复社影响且是对它的响应,源起大概如此。但后人常把它们视为各自两个社团,而不知崇祯二年(1629)经尹山大会已统一为一个组织。眉史氏(沈眉史)《复社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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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37 是时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因名曰“复社”……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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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39 据此来看,“复社”名称的意思,就取自“合并各社”。照沈眉史后面开列的名单,松江府社员共九人,而夏允彝列其首,可能他就是“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而产生的松江府复社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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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41 吴伟业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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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43 初,先生(指张溥,吴受业于他)起里中,诸老生颇共非笑其业以为怪。一时同志:苏州曰杨维斗廷枢,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陈卧子子龙;而同里最亲善曰张受先采,读书先生七录斋……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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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45 与沈眉史所述乃同一事,即各地思想社团达成统一组织的“尹山大会”,而夏允彝和陈子龙作为几社代表参与了这一合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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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47 人们一向以为,在中国,政党政治一则是近代以降始有,二来为西方输入之舶来品。这两个知识,并为错误。中国自万历末期起已有政党政治,此无待置疑。东林与阉党的惨烈斗争,有很突出的党派色彩,双方虽各不承认党派之名——“黨”这个字,从黑,古时候不是好字眼——但又各视对方为“黨”,而在自己阵营内部都以明确的意识抱为同志。整个明末,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政治已完全党派化,除了党派政治再无其他形式。其中,万历末为党派政治形成期,泰昌至天启初东林党主政,天启四年汪文言案标志着魏党上位,崇祯元年魏党垮台、东林重新上台,甲申国变后朱由崧即位、魏党残余在南京夺回大权。而政党政治在形态上的发展,也很明显。初,东林有政党之实,但尚无明确组织形态,而十几年下来,党派政治的事实却已然培育出了自觉的党派意识,从而有崇、弘间风起云涌的民间结社运动。这些社团虽往往以思想、学术为标榜,真正指向却无疑都在政治,目的是凭借思想认同,结成统一诉求的政治力量,最终干预社会和现实。这是以往东林的斗争所指明的方向,但比东林更进一步的是,后起的年轻一代开始谋求组织化,懂得组织形态的重要。复社所谓“立规条,定课程”,所谓“为文言志,申要约”,其实就是今天之“党章”,而“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则于具体组织层面求内部秩序、领导系统的严密建设。故而,复社完全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意义的政党;其作为政党组织,已不惟有其实,亦略具其形。它于崇祯二年、三年、五年,连续举行三次“大会”(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相当于后世党代会;并在南京领导、实施了统一的政治行动——“防乱揭帖”倒阮事件;又在崇祯死国之后,就新君选定拥戴事宜,与东林大佬合谋运作……凡此种种,非政党则不足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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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49 作为复社骨干,夏允彝自可视为我国较早的政党活动家。“北都变闻,恸哭累日……扁舟渡江,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乃还。”此行,无疑是含着党务色彩的。嗣后,也因此被马、阮揪住不放,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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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54 《夏内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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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56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出版,铅印,九卷。卷一、二为赋骚,卷三五古,卷四七古,卷五五律,卷六七律,卷七七绝,卷八长短句,卷九散文(包括书信),以及附录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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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58 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及马士英、阮大铖乱政……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为非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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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60 尽管夏允彝不曾到任,但对他的新任命明显是基于党派原因做出的安排——弘光即位前,南京政局尚握于东林之手——且为着党派利益,将礼法置于不顾了。从礼法角度,官员居丧不能出来做事。这条小辫子,马、阮可谓逮个正着。马、阮当然并非对捍卫礼法感兴趣,他们目的也在党争,礼法不过是打击政敌的武器,就像如今不同政党间经常拿道德做文章、攻击对方,却把自己打扮得很高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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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62 对政党政治,平时我们易于或更多看到它的倾轧和不择手段,这固然是不错的。然而三四百年前,这情形亦适足表现一种政治竞争的开展,它实际是君权萎缩、政治的重心向职业政治家集团转移所致。在明代,这变化明显以嘉靖为分水岭,嘉靖是最后一个把大臣玩得团团转的皇帝,之后则颠倒过来了。而且,这还不能都用君主黯弱来解释,万历、泰昌、天启几位,固然昏碌得不理朝政,崇祯皇帝可并不那样。崇祯皇帝很积极、很勤奋,甚至到了待己苛苦的地步,很愿意让乾纲独奋的有为君主形象在自己身上重现,可他根本玩不转了,政治已经变成朝中党派游戏,没皇帝什么事,他临死前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一部分就是在抱怨这种过去所不曾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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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64 马、阮其势汹汹,咄咄逼人,亏得弘光朝转瞬即逝,不能拿夏允彝怎样。乙酉之变消息传来,他“徬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4]具体过程,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侯玄涵所知更详。侯家是嘉定名门,满清制造“嘉定三屠”惨案,即由玄涵的伯父侯峒曾所领导的抗清而起,玄涵的兄长玄洵娶了夏允彝之女、夏完淳的异母姊夏淑吉为妻。他所写《吏部夏瑗公传》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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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66 乙酉夏,王师南下,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谒,公独不可。时江南总兵吴志葵顿兵海上,同郡给事中陈子龙、孝廉徐孚远,阴与陈湖亡命起兵湖中,志葵故公门生,子龙说公以尺书招之。志葵与参将鲁之璵率舟师三千,自吴淞口入澱、泖,窥苏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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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68 行动以失败告终,败军逃往海上。有人劝说夏允彝也“入海趋闽”。入海,是随败军一起逃走;趋闽,指投奔福建。当时唐王朱聿键由郑鸿逵、郑芝龙(郑成功父)和黄道周拥戴,在福州即了皇帝位,而夏允彝自己曾在福建为官,有很好的官声。他拒绝逃走,说:“举事一不当,而行遁求生,何以示万世”,“吾将从虞求、广成游”。虞求为徐石麒,广成为侯峒曾。他于《绝命词》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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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70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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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45072 这时,完淳年方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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