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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内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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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出版，铅印，九卷。卷一、二为赋骚，卷三五古，卷四七古，卷五五律，卷六七律，卷七七绝，卷八长短句，卷九散文（包括书信），以及附录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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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及马士英、阮大铖乱政……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丧授职为非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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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夏允彝不曾到任，但对他的新任命明显是基于党派原因做出的安排——弘光即位前，南京政局尚握于东林之手——且为着党派利益，将礼法置于不顾了。从礼法角度，官员居丧不能出来做事。这条小辫子，马、阮可谓逮个正着。马、阮当然并非对捍卫礼法感兴趣，他们目的也在党争，礼法不过是打击政敌的武器，就像如今不同政党间经常拿道德做文章、攻击对方，却把自己打扮得很高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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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党政治，平时我们易于或更多看到它的倾轧和不择手段，这固然是不错的。然而三四百年前，这情形亦适足表现一种政治竞争的开展，它实际是君权萎缩、政治的重心向职业政治家集团转移所致。在明代，这变化明显以嘉靖为分水岭，嘉靖是最后一个把大臣玩得团团转的皇帝，之后则颠倒过来了。而且，这还不能都用君主黯弱来解释，万历、泰昌、天启几位，固然昏碌得不理朝政，崇祯皇帝可并不那样。崇祯皇帝很积极、很勤奋，甚至到了待己苛苦的地步，很愿意让乾纲独奋的有为君主形象在自己身上重现，可他根本玩不转了，政治已经变成朝中党派游戏，没皇帝什么事，他临死前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一部分就是在抱怨这种过去所不曾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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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阮其势汹汹，咄咄逼人，亏得弘光朝转瞬即逝，不能拿夏允彝怎样。乙酉之变消息传来，他“徬徨山泽间，欲有所为。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4]具体过程，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侯玄涵所知更详。侯家是嘉定名门，满清制造“嘉定三屠”惨案，即由玄涵的伯父侯峒曾所领导的抗清而起，玄涵的兄长玄洵娶了夏允彝之女、夏完淳的异母姊夏淑吉为妻。他所写《吏部夏瑗公传》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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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夏，王师南下，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谒，公独不可。时江南总兵吴志葵顿兵海上，同郡给事中陈子龙、孝廉徐孚远，阴与陈湖亡命起兵湖中，志葵故公门生，子龙说公以尺书招之。志葵与参将鲁之璵率舟师三千，自吴淞口入澱、泖，窥苏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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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以失败告终，败军逃往海上。有人劝说夏允彝也“入海趋闽”。入海，是随败军一起逃走；趋闽，指投奔福建。当时唐王朱聿键由郑鸿逵、郑芝龙（郑成功父）和黄道周拥戴，在福州即了皇帝位，而夏允彝自己曾在福建为官，有很好的官声。他拒绝逃走，说：“举事一不当，而行遁求生，何以示万世”，“吾将从虞求、广成游”。虞求为徐石麒，广成为侯峒曾。他于《绝命词》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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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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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完淳年方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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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淳一直以父亲为榜样，而父亲也对他特别钟爱——那或因是独子的原因——把他随时带在身边，包括当年在长乐任知县。夏允彝弟子蔡嗣襄说：“彝仲每见余辈，必令存古陪。”有意识地给以熏陶，让他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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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古时年十二岁，秀目竖眉，举止如一老成人。出所为诗赋相示，已成帙，席间，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其伯父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可啧啧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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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止之，父亲却没说什么，他心里其实是暗中鼓励和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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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都有名、字、号；当然，得是有身份的人家，穷人一般不专门起名，只以排行为名，吴晗就曾考证朱元璋本名重八，元璋是后起的。名、字、号中间，名和字由父亲或更高的长辈起，号由自己起。字之于名，有解释或引申的作用，故又称“表字”。夏允彝给儿子起名完淳；淳，是质朴、纯粹的意思，完淳，便是质朴、纯粹的极致，而儒者眼中，这种极致只有古时候才见得着，所以又将他的表字定为“存古”，希望他能够留存古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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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起名，有很神秘的看法，认为足可决定一生。此虽无妄，但有时候以其名揆其人，确有种种吻合之处。或许名字中的含义，自动形成和散发长久的心理暗示，到头来，反以此方式影响了人的一生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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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淳便与其名和字很是投缘。有关他的早慧文才，那是众所公认、交口称赞的，如说：“操笔立就，奇丽可观”[18]，“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19]，“幼以神童名，有隽才”[20]，“弱冠才藻横逸，江左罕俪”[21]等等。不过，这些只是一般地表彰他的不凡，还不能具见他的性情。说到这一点，得佩服一下郭沫若。他虽为身名所累，但慧悟确有过人之处，对夏完淳，他的眼光就很敏锐，不单称其文采，更注意到他“六朝以后的史事人物便很少提及，诗不提李、杜、元、白，文不提韩、柳、欧、苏，词不提周、柳、苏、辛，曲不提关、白、郑、马，甚至如行迹相似之文天祥、陆秀夫之类的宋人亦绝未提及”。[22]这就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知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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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古，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前面蔡嗣襄讲，看到十二岁的完淳，留下了“举止如一老成人”的印象。这其实也是他文章的格调。一般这种年龄的孩子，不论才情多么卓颖，我们所能想象的总是不越于“青春文学”之上的写作，总是逗留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状。盖因才华归才华，年少者的情怀却一定与其人生经验相埒。但在完淳这儿，我却遭遇了极大的意外。若他仅是“弱冠才藻横逸”，在我们，也无非视为三百年前“八○后”，虽然是更可叹绝的“八○后”。可他根本不是这样。他诗文所透出的眼界、胸次，那种历史厚度、那种忧患沧桑，以及心灵所触摸、感应、萦绕的东西，全非那年纪所能有。他最早引世人惊诧的，是一篇拟庾信的《大哀赋》，后人陈去病盛誉“几疑开府复生”[23]。我们都知道杜甫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是历来中国文学臻于“老境”的象征，而这十来岁的少年，一出手便追摹着这种境界。似乎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他感兴趣的文体，那时，他完全沉浸在兴于汉代而自隋唐后基本死掉、连成年人都鲜有问津抑或不能驾驭的大赋，连续写下《大哀赋》《寒泛赋》《江妃赋》《秋郊赋》等十余篇，仿佛非此恢宏铺排、一唱三叹的文体，就不足承载他浩广恣溢的情感。汉赋以外，他还喜欢庄子之文、屈宋骚体和乐府歌行，都是开阔而古远的样式。实际去读他作品，所得感受将比别人所不吝赞赏于他的还令人称奇，因为大家一般只是指出他身怀异禀，其实，更所罕见的是他的襟抱；关于后者，待会儿我们结合他的事迹，再具体举一些诗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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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横在这十五岁少年跟前的，是天塌地陷的一幕：他敬爱的父亲，撇下家人，惨烈殉国：“投松塘死。水浅自伏而绝，背衣犹未湿也。”[24]怎么“自伏而绝”的呢？据说，由于水非常浅，夏允彝“怀石沉嵩塘以死”[25]——死死抱住一块石头，生生溺毙了自己，那该是何等无悔与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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