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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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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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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他祖父这一辈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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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世为华亭人”[5]，是地道的华亭人。而华亭又是哪儿？便是如今上海松江。明代的时候，有松江府，下辖华亭等数县，府治便在华亭。民国初，华亭县改名松江县，华亭古名从此消失。松江另有一个古称，叫“云间”，那时诗文中常出现“云间”的地名，所以也先一并交待。在今日上海，松江已算郊县，可倒退二百年刚好得颠倒过来，松江才是这一带的中心、文人物的渊薮，特别是明末，松江文气之盛，海内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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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夏家在当地并不突出。完淳的祖父讳时正，字行之，别号方余，后辈都尊他“方余先生”。幼年夏时正很聪慧，学业出类拔萃，童子试名列第一，但不知怎的，后来功名一直不顺。陈子龙所写传记说：“久困省试，则刻意为古文词、诗歌，其才浩漫，纵横变合，不局局于绳墨。”[6]省试，即考取举人之乡试，夏时正一再败北，止步于生员。久之，便死了心。所谓“刻意为古文词、诗歌”，就是不再钻研应时的八股制艺，转而听凭所好，写作古文和诗歌。这其实是科场失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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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余先生自己功名不顺，教子却大获成功。他有二子，长子之旭没能超过他，也到诸生为止，次子允彝却不但考取举人，还终于登了进士。他的教子，颇有“魔鬼”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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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严责课之。夕不奏文，即弗授餐，或不当意，稿必三四易，常中夜父子枵然相对，卒弗去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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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的文章不完成，就不给饭吃；就算完成，倘不满意，也得来来回回改。更绝的是，不光不让儿子吃饭，自己也陪着饿肚子，父子们经常大半夜相向而坐，饥肠辘辘，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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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正活了六十八岁，不算高寿，却是从他算起祖孙三代男性家庭成员唯一善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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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夏允彝，亦即完淳的父亲，是明末士林极具影响的人物。陈子龙说：“余自为童子时，长乐君以举于乡，有盛誉。”夏允彝曾在福建长乐做知县，所以称他“长乐君”。夏允彝中举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而陈子龙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是时年方十岁，故云自己还是“童子”。夏的中举轰动闾里，他留有很深印象。可是，足足过了十九年，到崇祯十年（1637），夏允彝才成为进士。会试、殿试在乡试的翌年举行，每三年一次，据此可推算出，他足足考了六轮。陈子龙也是这年举的进士，竟然做了同年兄弟。当时，夏四十一岁，陈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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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夏允彝就去做了长乐县的知县，政绩很好，年终吏部考核中被定为全国优秀县长。张岱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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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伏如神，旁邑有疑狱不能决，上官多下长乐令决之。冢宰建德郑公，荐天下廉能吏七人，以公为首。召见，将特擢，以丁内艰归，未及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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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玄涵《吏部夏瑗公传》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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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邑大治。癸未，冢宰上计，举天下廉卓第一，上每朝群臣，咨天下廉吏，大学士方岳贡首以公名进，上颔焉若素知者，书公名御屏，将膺殊命，会丁母丧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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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他考评第一，引起崇祯皇帝注意，将委重用，事因丧母服制而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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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官声这么好，他在文化界的地位，更被推重，这是因为他和陈子龙一道，创办了明末重要的思想团体“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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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东林方讲学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曰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何刚、徐孚远、王光承辈，亦结几社相应和，名重海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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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所述，几社创建是受复社影响且是对它的响应，源起大概如此。但后人常把它们视为各自两个社团，而不知崇祯二年（1629）经尹山大会已统一为一个组织。眉史氏(沈眉史)《复社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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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张溥）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因名曰“复社”……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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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来看，“复社”名称的意思，就取自“合并各社”。照沈眉史后面开列的名单，松江府社员共九人，而夏允彝列其首，可能他就是“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而产生的松江府复社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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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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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先生（指张溥，吴受业于他）起里中，诸老生颇共非笑其业以为怪。一时同志：苏州曰杨维斗廷枢，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陈卧子子龙；而同里最亲善曰张受先采，读书先生七录斋……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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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沈眉史所述乃同一事，即各地思想社团达成统一组织的“尹山大会”，而夏允彝和陈子龙作为几社代表参与了这一合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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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向以为，在中国，政党政治一则是近代以降始有，二来为西方输入之舶来品。这两个知识，并为错误。中国自万历末期起已有政党政治，此无待置疑。东林与阉党的惨烈斗争，有很突出的党派色彩，双方虽各不承认党派之名——“黨”这个字，从黑，古时候不是好字眼——但又各视对方为“黨”，而在自己阵营内部都以明确的意识抱为同志。整个明末，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政治已完全党派化，除了党派政治再无其他形式。其中，万历末为党派政治形成期，泰昌至天启初东林党主政，天启四年汪文言案标志着魏党上位，崇祯元年魏党垮台、东林重新上台，甲申国变后朱由崧即位、魏党残余在南京夺回大权。而政党政治在形态上的发展，也很明显。初，东林有政党之实，但尚无明确组织形态，而十几年下来，党派政治的事实却已然培育出了自觉的党派意识，从而有崇、弘间风起云涌的民间结社运动。这些社团虽往往以思想、学术为标榜，真正指向却无疑都在政治，目的是凭借思想认同，结成统一诉求的政治力量，最终干预社会和现实。这是以往东林的斗争所指明的方向，但比东林更进一步的是，后起的年轻一代开始谋求组织化，懂得组织形态的重要。复社所谓“立规条，定课程”，所谓“为文言志，申要约”，其实就是今天之“党章”，而“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则于具体组织层面求内部秩序、领导系统的严密建设。故而，复社完全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意义的政党；其作为政党组织，已不惟有其实，亦略具其形。它于崇祯二年、三年、五年，连续举行三次“大会”（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相当于后世党代会；并在南京领导、实施了统一的政治行动——“防乱揭帖”倒阮事件；又在崇祯死国之后，就新君选定拥戴事宜，与东林大佬合谋运作……凡此种种，非政党则不足以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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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复社骨干，夏允彝自可视为我国较早的政党活动家。“北都变闻，恸哭累日……扁舟渡江，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闻福王立，乃还。”此行，无疑是含着党务色彩的。嗣后，也因此被马、阮揪住不放，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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