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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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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次去钞库街38号媚香楼，在门口见一牌，上书：“本馆是省级文保单位，馆内‘媚香楼’及其河厅、水门，是十里秦淮两岸唯一保存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编这瞎话儿的人，想必不知道《板桥杂记》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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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以来……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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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怀说得很明白，浩劫后他故地重回，所见“蒿藜满眼，楼馆劫灰”，根本已是荒地，哪里还有什么“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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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秦淮旧迹休说今天无从觅得，再早一百年，也踪影杳然。我们很多人对秦淮河的印象，来自朱自清散文，读来诗情画意，却更多是作者从旧诗文中得来的对秦淮风情的想象或愿景，并非写实。比朱作略晚，1929年，南社文人姚鹓雏有一本谴责小说《龙套人语》，里面秦淮河是另一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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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珠香玉笑”、“水软山温”，简直成了浊水淤渠，无穷荒秽。若是拿《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中所铺张的“河房风月”“旧院笙歌”来对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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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描写，也获证于林语堂。他有一篇谈妓女之文，直截了当地称：“南京夫子庙前又脏又臭的秦淮河”。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秦淮河已可比美北京的龙须沟，根本是污泥浊水，虽仍有“桨声灯影”，却跟风流蕴藉没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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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林语堂那篇文章，也犯了一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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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伎们唱着的爱情小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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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写的是明末。他所犯错误就在于，以为明末的秦淮河已经“肮脏”。据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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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凿自祖龙，水由方山来，西流沿石城，达于江。当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赏；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迄于仲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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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凿于秦始皇年代，水源在方山，不过，那点水源微不足道，历来得仰仗长江，夏季江涨而倒灌则水沛，仲秋复枯，实际是条季节河。那么，当秦淮河还保持这特点的时候，是不至于脏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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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特点何时失去，笔者不能说得确切。珠泉居士为乾隆时人，以这一点看，起码那时秦淮尚非“肮脏的小河”。但清末一定是了——姚鹓雏提到，晚清举子已经拿秦淮河的肮脏作对子，以讽刺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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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粪血脓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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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监廪增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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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样脏物，对应应举者的五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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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我们也不知道，是肮脏益甚呢，还是清末以来一直都差不多，总之姚鹓雏以自己眼睛看过去：“望过去黑沉沉胶腻腻一片清波……风过处，端的使人肠胃翻身，五脏神也要溜之大吉。”[5]听起来真是让人难以招架。以今所见，秦淮虽确实不像活水的样子，却尚不至于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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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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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权为引子。所以绕个弯子从十里秦淮讲起，主要是这背景对于理解柳敬亭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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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过《桃花扇》，便知他不单是剧中人，且是活跃角色。男主人公侯朝宗刚出场，他随后也出现了，比李香君露面还早。和侯、李一样，他在剧中是少数几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直到失散的侯、李在栖霞山重逢，他都陪伴在旁。这些情节，其实是虚构。不过，孔尚任的虚构来自一个基本事实：在崇祯、弘光间的秦淮河畔，柳敬亭是响当当的人物，与很多东林、复社文人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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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人，如今一般都认他是大说书家。黄宗羲写的那篇传记，被收入中学课文，他的事迹因此也流传甚广。但这篇课文，并非黄宗羲原文，而是经过了教材编辑者的关键性删节。由于这种处理，作者原意不仅大变，实际还被引向了相反的方面，而留下来的柳敬亭，完全被当作一位艺术大师突出着。我暂不揣测教材编者出于何种原因做这种删改，但我知道，它对柳敬亭其人其事给予了严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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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讲相对次要的一种误导，即今人、古人对于说书及说书艺人的时代视阈之差。刊落之后的黄传，完全成了一篇对柳敬亭不吝赞美与惊叹的颂文，而以黄宗羲的大儒名公身份，很容易让人以为，在古代，表演工作者可以享有社会的推崇和敬重。这是很大的误导，会让学生不经意间就模糊了古今，接受错误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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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演艺一行现在不但没人鄙夷，反而炙手可热，以至仰慕。然而几十年前还不是这样，三四百年前就更不是。那时，操此业者谓之俳优，而优与倡并称，为社会最低贱者之一。为什么？因为两条：第一，这行纯属买与卖关系，有人买就得卖，掏钱者皆可颐指气使，卖艺之人毫无尊严，其去青楼既未远，之于乞丐也仅半步之遥——所以，演艺者首先从人格层面被歧视。第二，古人“家”观念很重，“家破”与“人亡”同属人生绝境，而卖艺者恰为萍漂蓬转状态，他们一生“跑码头”，在哪儿都无根无柢，迹近流浪，在土地依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古代，他们的可悲就好比欧洲人眼中的吉卜赛人——这是另一种歧视，社会层面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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