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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走，曹逢春消失，中国却出现了说书家柳敬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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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那个样子，家庭状态多半不好，本人也很难踏踏实实掌握点生活技能。所以，逃走以后，生计一定是大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得承认他确实是一位说书的天才。吴梅村《柳敬亭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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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之盱眙，困甚，挟稗官一册，非所习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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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盱眙，简直走投无路。除了随身携带的一本话本小说，别无长物。从那本小说，我们推测他虽然文化不高，却尚非白丁，而粗粗读得懂。没想到，这本“稗官”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从未学过说书，但一边自己读这话本，一边可能听过几次说书，居然也无师自通，慢慢在盱眙干起了这行，又居然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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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样改姓为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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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过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闻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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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语义中，柳有离别意。他“攀条泫然”，想必是为从此告别本姓而伤情，可见放弃曹姓、易之为柳，在他也是深有感慨的，又可见此人虽因身世未读诗书，心宅质地却颇细腻，此适可解其善摹善绘说书天分之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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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此，“柳敬亭”三字尚未傲立于世。真正做到这一点，还要再等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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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尝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曰：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柳树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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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们。他们争相接纳一位说书先生，来迎接他的车辆，一个接一个。但有人认出那说书的，说：他不是当年在江边柳树下发感慨的那个小混混吗？他逃出家乡时十五岁，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以上。依龚鼎孳、阎尔梅等人赠诗所述他的年龄推算，他当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这样，他在南京成名已然四十多岁，亦即崇祯初年那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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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成名”，有很具体的标志，那就是得到大人物的赏识。这一点，古今皆然。在中国，一个艺人真正声誉鹊起，不能单靠市场。市场口碑，只是引子，真正确立地位，多要靠有地位和名望的人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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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的鹊起，得之两个大人物：“当是时，士大夫避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大司马吴桥范公，以本兵开府，名好士。相国何文端，阖门避造请，两家引生为上客。”大司马吴桥范公，就是范景文。《明史》本传：“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15]何文端则为何如宠，“文端”是其谥号。他于崇祯元年十二月任大学士，“四年春，副（周）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16]他是桐城人，退休后还乡，崇祯七年张献忠乱皖，大批士绅逃离，何如宠、阮大铖都是此时避居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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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范、何府上“上客”，对柳敬亭脱颖而出乃是决定性的。一来他们身份太不一般；二来官场原是巨大链条，尤其像何如宠曾“总裁会试”，门生众多，人脉广布，被他赏识之后，会引起怎样连锁反应，可想而知；三来平时在二府中进进出出的，本就多一时俊彦，这里有个具体例子，柳敬亭与毕生好友《板桥杂记》作者余怀结识，便在范景文府上，那时余怀正为范充当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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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柳敬亭成为“说书名家”的时间、地点和原因，我们便都能确定下来了。即：崇祯七年（1634）、南京、范景文与何如宠。此时，重新回首那个以“年十五，犷悍无赖”而逃出泰州的曹逢春，我们不能不惊叹，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这样陵谷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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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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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柳敬亭文化低微，实际是极聪慧的人。以他的慧根，不难悟到自己命运转折中，名流和文化人所起作用至为关键。他们掌握着这个社会的评价，从他们齿间发出的声音，纵很微小，也远远胜过勾栏听众声震屋宇的喝彩。而柳敬亭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单有此意识，更能果决行动。我们不知道其他与之技艺水准和名气不相上下的说书家是否懂得其中道理——或许也懂，然而不能像他那样“厚颜”、大胆地付诸行动。毕竟，在俳优与雅流之间有身份上的巨大悬殊，前者一般不能克服卑微的心理，趋近后者并索取点什么。柳敬亭全然不同。在这里，他“犷悍无赖”的天性或许很好地帮到了他，使他不致畏怯，最大限度去利用名人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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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或是中国第一个懂得那种广告术的演员——他特备了空白册页，随身携带，专供名士题辞，抓住一切机会求诗求言。他的折扇也经常发挥这种功用。这显然成为他的习惯和特征，深知其心思的龚鼎孳，康熙初年把他接到北京，大宴宾朋，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柳敬亭使其已很丰厚的题辞簿再添上一批北京名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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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这样说：“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17]他于此事的执着或纠缠，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晚年去浙江，便曾这么纠缠毛奇龄。那时毛奇龄正在生病，本答应给他写诗，可一提笔大汗淋漓，未果；不料，柳敬亭复以一信追索，终于讨来两首《赠柳生》，其一有云：“扶病来看柳敬亭，秋花开满石榴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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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并不认为他对文化人的追逐，都出于广告、功利目的。他以很薄的文化底子，在满腹诗书的人群中周旋，表达了内心的一种向往，希望有他们那样的头脑、见识。这是有原因的，他曾从中尝到甜头。吴传记述，他自学说书后的技艺大进，得益于儒者莫后光。“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在莫的点拨下，他上了一个台阶，悟出很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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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对有墨水和学问者的亲近，是由衷的。为着这种意愿，他对自己揠苗助长，以至于有些刻意和矫情。黄宗羲《柳敬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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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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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钱为至友，只要不是故意诬陷，钱谦益背后曾这么调侃柳敬亭，当确有其事。况且还有旁证，亦即刚才提到的毛奇龄赠诗之事。在那两首诗前头，毛有一序述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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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说书人间者几三十年，逮入越，老矣。杨世功曰：“敬亭将行，不得大可诗，且不得一会祖道，似恨然者。”予时病，强起，将从之，汗接下，不果可往。敬亭书至，云：“如相会者，早间，世功言及相会，惜然相会只此。”是时，寓康臣宅，发缄皆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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