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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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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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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柳敬亭文化低微，实际是极聪慧的人。以他的慧根，不难悟到自己命运转折中，名流和文化人所起作用至为关键。他们掌握着这个社会的评价，从他们齿间发出的声音，纵很微小，也远远胜过勾栏听众声震屋宇的喝彩。而柳敬亭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单有此意识，更能果决行动。我们不知道其他与之技艺水准和名气不相上下的说书家是否懂得其中道理——或许也懂，然而不能像他那样“厚颜”、大胆地付诸行动。毕竟，在俳优与雅流之间有身份上的巨大悬殊，前者一般不能克服卑微的心理，趋近后者并索取点什么。柳敬亭全然不同。在这里，他“犷悍无赖”的天性或许很好地帮到了他，使他不致畏怯，最大限度去利用名人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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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或是中国第一个懂得那种广告术的演员——他特备了空白册页，随身携带，专供名士题辞，抓住一切机会求诗求言。他的折扇也经常发挥这种功用。这显然成为他的习惯和特征，深知其心思的龚鼎孳，康熙初年把他接到北京，大宴宾朋，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柳敬亭使其已很丰厚的题辞簿再添上一批北京名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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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这样说：“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17]他于此事的执着或纠缠，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晚年去浙江，便曾这么纠缠毛奇龄。那时毛奇龄正在生病，本答应给他写诗，可一提笔大汗淋漓，未果；不料，柳敬亭复以一信追索，终于讨来两首《赠柳生》，其一有云：“扶病来看柳敬亭，秋花开满石榴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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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并不认为他对文化人的追逐，都出于广告、功利目的。他以很薄的文化底子，在满腹诗书的人群中周旋，表达了内心的一种向往，希望有他们那样的头脑、见识。这是有原因的，他曾从中尝到甜头。吴传记述，他自学说书后的技艺大进，得益于儒者莫后光。“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在莫的点拨下，他上了一个台阶，悟出很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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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对有墨水和学问者的亲近，是由衷的。为着这种意愿，他对自己揠苗助长，以至于有些刻意和矫情。黄宗羲《柳敬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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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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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钱为至友，只要不是故意诬陷，钱谦益背后曾这么调侃柳敬亭，当确有其事。况且还有旁证，亦即刚才提到的毛奇龄赠诗之事。在那两首诗前头，毛有一序述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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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说书人间者几三十年，逮入越，老矣。杨世功曰：“敬亭将行，不得大可诗，且不得一会祖道，似恨然者。”予时病，强起，将从之，汗接下，不果可往。敬亭书至，云：“如相会者，早间，世功言及相会，惜然相会只此。”是时，寓康臣宅，发缄皆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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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是毛奇龄表字，祖道则为另一人。所引柳敬亭信中数语，应系实录，因为那似通而非通的转文状态，是编不出来的。他想说什么呢？替他翻译一下，大致是：“我们见面这件事，早上杨世功都已讲好，可惜讲好的事最后却变成这样。”他不会文言，却又不肯写成大白话，结果就成了这疙里疙瘩的模样。兹适可证“极喜写书调文”，是他又一出名的特点，正如酷爱征集文人墨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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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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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我们试图发微他的内心。历来对这位大说书家，评价很热烈、推崇也够隆重，但他的内心没怎么得到过关注。我们重视一个人，喜欢从外在给他崇隆，对于内心却很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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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兴趣，是相反的。我把他列为考察的对象，不是为了表彰他，而是在他的故事和命运中，有些谜样的东西——他何以有那种生命轨迹，他和历史的关系……都欠缺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一点一点探触他的内心，希望找到历史与这个人之间形成那种奇特交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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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甜头也罢，出于渴望也罢，置身南京的柳敬亭与之前最大不同，明显在于改换了生活和交往的圈子。之前的柳敬亭，是市井的；眼下，他周围“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从前我们多听见文人走向民间、返璞归真的例子，柳敬亭的道路可以说与此正好相反，而他也确从中大大受益。假如他不来南京，抑或来了而仍只混迹“天桥”模式的市井场合，几百年后，我们是决计不能仰其大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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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类交往，起初没什么指向、立场，似乎凡是读书人，他都乐于结纳。这就不免陷于盲目。当时在他，可能以为肚里装着墨水儿的，都应尊敬，都有接近的必要。他如何知道，儒林内部却有着严重的“正邪”对立。对一位门外汉来说，这没有什么可以苛责的，但他那时确实险些因此误入了“歧途”——《桃花扇》中，他还未出场，陈贞慧、吴应箕见着侯朝宗，提议一道去听柳敬亭说书，侯朝宗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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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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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客”之说不可能。一位江湖艺人没有做“门客”的资格，阮大铖废斥闲居亦无养“门客”之必要。但柳、阮曾经近迩之事却是真的，吴传称：“阮司马怀宁，生旧识也。”阮大铖既与何如宠同年避居南京，据此推知，柳敬亭名噪南都之初，在争相邀他至府的人中间，可以有阮大铖。阮大铖除和别人一样有文士身份，还是那时首屈一指的戏剧大师。他于表演的在行，一般知识分子无法相比。故而柳、阮之交，或许额外有一层技艺上切磋吸引的关系。但是，柳敬亭不知道，他无意中犯了艺术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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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得讲讲那时南京的氛围了。崇祯年间的南京，是一座革命之都、启蒙之都。中国帝制历史的穷途末路，以及晚明万历以来黑暗历史所共同积累的苦闷，随着崇祯登基将阉党定为逆案，终以思想解放的方式爆发。而其激靡之地，不在沉重灰暗的北京，理所当然出现于经济、社会和思想都更多更早孕育了新意的南都金陵。恰与柳敬亭扬名南京同时，该城正在演为一个带革命与青春特色的新兴思想群体的大本营。这群体，便是东林的后进而较之更激进的复社。崇祯三年，复社同人以金陵为会师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金陵大会”）。从此，它的许多骨干分子在此流连盘桓，过着精神和行为的双重浪荡生活，地点便是“旧院与贡院相对”的秦淮两岸。中国历史上这段特殊的秦淮风情，我们曾有专文楬橥，此处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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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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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王小某临本，原藏福州杜氏，1928 年披露于《小说世界》第十七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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