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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传奇在南京萌芽，而成就于武昌，他在这里被左良玉揽为座上客。用王士禛的话说，士大夫爱屋及乌，因“左良玉情结”而追捧柳敬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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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滑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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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最早记载了语言表演者事迹，且将他们定位为智者，以“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看待其意义和作用，对后来文人深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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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柳敬亭周围，先后曾有两拨士夫文人。头一拨，是前明时候，在南京秦淮的旧相识；第二拨，是入清以后结交的新朋友。其典型代表，前如冒辟疆，后如龚鼎孳。而柳敬亭与这两拨士夫文人朋友的关系，各有特点。先前在秦淮河，他与冒辟疆等，一道经历放浪与纵谑，可以美其名曰“个性解放”，亦不妨呼之“酒肉朋友”，是不拘行迹的表达，是慨以当歌的豪莽。而在第二拨朋友当中，不知不觉，柳敬亭失去了那种生气、野气、草莽气，被包围、膜拜和偶像化，成为凭吊的对象，及破碎心灵的遮遮掩掩的寄托。在这复杂情怀的后面，有龚鼎孳、阎尔梅那样的“过来人”，也有王士禛等对前朝并无多少经历然而仍在情感或心理上有种种好奇、萦想的人。总之入清以后，柳敬亭因为那关键时刻的关键事件，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龚鼎孳如下一番话，把大家曲折的心态都道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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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亭吾老友……丁亥（1647）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勃勃，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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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见柳敬亭、与之一席谈，自己好像亲置左侯帐中一般——龚鼎孳如此，他人岂有例外？龚不远千里，迎他来京，盛情款待，固可视为交厚谊深，但又岂知没有奇货可居的因素？“龚鼎孳集同人听柳敬亭说隋唐遗事”[38]，真的是“隋唐遗事”或只有“隋唐遗事”么？有没有别的“遗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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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柳敬亭的传奇，非得放到明末清初的大背景和时代心理下解释，才落到实处。而当代的传记作者，却根据某些“义理”，给予这样的解读：“民间的艺术，是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东西，所以能够永久的流传不衰。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斗争生活，是大多数人民心情的寄托……他以丰富真切动人的语言，通过细致而深刻的艺术手腕，描出鲜明的形象——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地主豪绅以及具有人民性的英雄豪杰。他把历史和传奇人物描摹得那样惟妙惟肖，把封建社会丑恶的面貌揭露得不留余地……”[39]直至眼下，中学课文对黄传的删改，仍旧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样做，是为迎合根据“义理”重塑历史的需要，并丰富其“材料”。然而，柳敬亭这个人、这件事原来怎么回事，就全然失其本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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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17062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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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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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末尾一定得专门谈谈黄宗羲的《柳敬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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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揭破一点：黄宗羲此文，不是创作，是改写。对谁的改写？对吴梅村《柳敬亭传》的改写。而中学课文通过删节造成假象，似乎黄宗羲特意为柳敬亭作了这篇文章——尤其是，似乎黄宗羲为了歌颂目的写了它。这不但全非黄宗羲原意，而且刚好颠倒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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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本人不认识柳敬亭，也不曾听过他说书——表述更严谨些，或应说：我们从他著作中未见这类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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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黄宗羲没有条件为柳敬亭作传；文中所述，不是他自己的见闻，是对他人叙述的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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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黄、柳结识的机遇是有的：第一，崇、弘年间黄在秦淮曾有不少活动；第二，黄的忘年至交钱谦益，同时也与柳敬亭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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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黄、柳未发生交往？很简单，黄宗羲抱不屑与排斥的态度。而这不屑与排斥，就是他改写吴伟业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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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明白这一点，非看黄宗羲原文不可。原文，在《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72至574页可以找到。把原文与中学课文一对比，立刻知道后者的处理是“掐头去尾”。所掐之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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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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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去之尾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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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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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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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传全文，只此三段真正是黄宗羲自己笔墨（其余皆本吴传，大家可与吴传自行比照）。而难以置信的是，恰恰这三段，中学课文尽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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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里面全是对“柳敬亭现象”加以批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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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不满的根源，可参《明夷待访录》“兵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