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45951
1706245952
而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处女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9]
1706245953
1706245954
但清廷的出尔反尔，有难言之隐。
1706245955
1706245956
其一，它有隐患。去今未远的三藩之叛，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都曾是满清招降纳叛的成果，但到头来，成果也变成苦果。当时挖别人墙脚，如今要警惕自己的墙脚。于是，从降叛的怂恿者改为诅咒者，从热衷吊膀子变成了鼓励贞操。“崇奖忠良”、“风励臣节”[10]的实质，不过如此。
1706245957
1706245958
其二，清初贰臣现象不同以往。历史上的归顺者，大多自认顺天承命、弃暗投明、有如新生，明清之际却不然。由明入清的诸多士大夫，一面在新朝供职，一面在心理和感情上苦苦挣扎。羞惭不安者有之，悔而抽身者有之，乃至还有暗中同情、支持复明运动的。而这种状况并非一朝一夕，迁延甚久，即便经过了康熙大帝那么辉煌的文治武功，汉族士夫的心态也没有彻底扭转。所以我们看到，满清定鼎已然八十余年，雍正皇帝还在那里愤愤不平地指斥：
1706245959
1706245960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11]
1706245961
1706245962
他认为，爱新觉罗氏遭遇了严重不公。尽管“政教兴修”、“万民乐业”、“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但就因是“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士夫阶层的一般舆论与心理，仍“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其之所陈，确为事实。这就是清初贰臣问题的特殊性，与普通的改朝换代不同，清之代明，与文化、民族冲突深深缠绕，融入了特定心态。故也难怪为何贰臣现象自古皆有，唯独清廷才搞什么《贰臣传》。我们固可笑其气量褊隘，但不要忘了，它从中所受窘迫也是既往所无。
1706245963
1706245964
1706245965
1706245966
1706245968
野哭：弘光列传 三
1706245969
1706245970
《贰臣传》对龚鼎孳的明朝经历，记载比较简单：
1706245971
1706245972
龚鼎孳，江南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十六年，大学士周延儒罢归，旧辅王应熊赴如。将至，鼎孳疏劾：“应熊结纳延儒，营求再召。政本重地，私相援引，延儒甫出，应熊复来，天下事岂堪再误？”疏入，留中未下。会延儒被逮在道，不即赴，冀应熊先入，为之解。庄烈帝知之，命应熊归，赐延儒死。时兵部尚书陈新甲获罪弃市，鼎孳又疏诋吕大器为陈新甲私人，不宜令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忤旨，镌秩。[12]
1706245973
1706245974
主要讲了他入京担任谏职以后的两件事，一件得逞，一件失手。周延儒因他检发而死，随后参劾吕大器，却不为崇祯皇帝所喜，反将自己送入监狱。
1706245975
1706245976
这时，已是其明朝宦涯的尾声。他于崇祯七年（1634）登进士，翌年，放了湖广蕲水知县。“流寇蔓延，江北州县多陷。鼎孳官蕲七载，日与寇相持，发号施令，威惠整肃，城得无恙。”[13]那阵子，鄂皖一带情势甚紧，到处岌岌可危，大批士民逃亡（何如宠、阮大铖都是此时过江避白下）。龚鼎孳这七年县官，当得实属不易，而“城得无恙”简直要算奇迹。
1706245977
1706245978
所以他的升迁京城，是“政声”使然。而对于来到中央，未及而立之年的龚鼎孳深受鼓舞，高度亢奋。“一月中，疏凡十七上”[14]。我们不清楚他是急于脱颖而出，还是对新职守一片赤诚，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用力过猛，如同打了鸡血，或上足劲的发条。他崇祯十四年（1641）秋入京，仅两年，便因冒躁轻倨获罪下狱。
1706245979
1706245980
了解他这一段的行状，主要可阅李清《三垣笔记》。
1706245981
1706245982
李于崇祯十五年春末补刑科给事中，从家乡兴化动身来京，比龚略晚几个月。他们分属刑、兵二科，但同居言路，所以不光亲自打交道，更有不少从旁观察的机会。在《三垣笔记》中卷，涉龚记述有十余条，为卷中被提及者之最，反映了龚当时的活跃。
1706245983
1706245984
但李清对他的印象，相当不好：“每遇早朝，则自大僚以至台谏，咸啧啧附耳，或曰曹纠某某，或曰龚纠某某，皆畏之如虎。”[15]曹是曹良直，与龚同为兵科给事中，两人关系密切。李清用“险刻”形容他们，说他们“日事罗织”[16]，联系合肥县志“一月中，疏凡十七上”的记载，颇对得上号，不过“罗织”之词想必言重了。无中生有、多方构陷才可称“罗织”，那是很坏的做法和很恶的居心。从龚两次为我们所知的弹劾看，参周延儒，不无事实，对吕大器则是阻止有关他的一项任命，既谈不上构陷，也是他身任给谏的分内之事。
1706245985
1706245986
然而，两次他都属于推波助澜。参周延儒是在崇祯将其罢相后，纠吕大器也是因为陈新甲已经失势。就此，希意干进的嫌疑是脱不了的。我们感到，作为新从地方提拔上来的人，他有急于立足、一炮打响的冲动。为人稳重、平和的李清，认为这不是什么好品质，也有他的道理。
1706245987
1706245988
不过，李清对他的反感，连同他到北京后的躁动表现，其实别有原因，个人气质并非主要。
1706245989
1706245990
那便是明末政坛甚嚣尘上的党派政治。从万历年起，这种因素之于明朝，既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又可谓挟雷掣电、虎虎生风。它就是这样有深刻两面性的东西。一面，王朝为此内耗不休、大伤筋骨，多少事情滞碍难行，皇帝徒呼奈何；另一面，反映了新的政治意识和格局，士大夫开始从传统的君权奴仆与工具，向带有独立性的政治角色转化。后来人们相信，“门户”是明朝亡国主因之一。其实，换一下时间、背景条件，“门户”的结果完全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比如带来政治改革。历史的两面性，中间往往只隔一层。
1706245991
1706245992
李清是一位爱国者，更确切地说，是比较传统的忠君者。他毕生保持这种情怀，明亡后闭门著述，凡忠事明室者他都崇敬有加（如左懋第），凡曾淆乱国家者则概予指斥。所以他的著作才有如此奇特情形：既对十足的奸佞（如马、阮等辈）丑行有闻必录，也对作为改革势力的东林、复社啧有烦言。他自认无党无派，“存公又存平”。
1706245993
1706245994
他既有此立场，龚鼎孳却刚好相反。龚鼎孳有鲜明、强烈的党派倾向。综合《三垣笔记》的记述，我们明白地看到，龚鼎孳一到北京，就深深卷入党派政治：
1706245995
1706245996
予与韩给谏如愈，每谒吴辅甡，则曹给谏良直、龚给谏鼎孳必先在坐……两人与甡密，人有以此疑甡者。[17]
1706245997
1706245998
龚给谏鼎孳日趋吴辅甡门，江南诸人啧啧，疑其构周延儒隙。[18]
1706245999
1706246000
当时，首辅周延儒、次辅吴甡各有派，称“江南党”、“江北党”。龚鼎孳作为江北人，加入吴甡一派，十分卖力，以致人们私下认为，周、吴矛盾其实是这类人挑唆起来。为此李清举证说，“吴辅甡既奉旨杜门待罪，予往谒，适龚给谏鼎孳至，曰：‘必首辅所为。’”吴甡却“正色”否认，李清评曰：“方知两辅水火，皆若辈构成也。”[19]后来，吴甡戴罪出京，行前对李清说：“幸语龚给谏，弗言及首揆，人将谓吾教之。”[20]竟似对龚颇为头疼。
[
上一页 ]
[ :1.7062459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