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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龚鼎孳或其一类人的问题,焦点在哪儿呢?在于“不死”,亦即他们居然还活着!为着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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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闯军西去,众多京官如脱樊笼之鸟,络绎南逃,沿途遍尝艰辛、备历凶险,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朝中汹汹的舆论,还有闾里摩拳擦掌的乡亲。当时,盛产官员的江浙两地,好些地方发生针对本乡在京“苟且偷生”者的暴力事件,焚掠其家,捣毁其宗祠。一时间,朝野上下议处南来生还者之罪的呼声高涨,好像那是头等大事、当务之急,别的反倒不足论,为此史可法不得不专门从扬州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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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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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朝廷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能把注意力和时间浪费在这种道德义愤上头。但史可法也不敢直接唱反调,而用抹稀泥的“人人有罪”说,来解构清算论——“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从礼法论,大家都不该活着,谁又例外?他不惜点了自己名字,顺便把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文武重臣都拖进来:“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借“人人有罪”说,他呼吁宽容,“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36],把精神集中于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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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常从它的同一产物中接受好处与坏处,伦理道德也是如此。社会不能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有时候又深受其害。像明末对于君主蒙难臣民便不能“偷生”的纠结,当时是作为一种美德而提出,实际上,美德的名义下却塞进了肮脏货色。当政的马、阮等人围绕它大做文章,与对品节的推崇毫无关系,真正缘由在于崇祯期间政坛主流派是东林、复社,所谓“在北者”多出此脉,眼下权柄既已易手,正好借此为题谋兴大狱,以泄多年之恨。这且不说,我们更发现,抽象地看伦理道德四个字总是美好高尚的,一旦化为具体,却那样荒唐:君上死于社稷,臣子即无生理,俱宜从死,不死便都有罪。这么不可理喻的要求,当时却认为很道德。所以,伦理道德与是非曲直,可以风马牛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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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与龚鼎孳故事的一个特定内容有关——当时,他真正出名、遭人诟谇、举世哗然的情节,就是他的“不死”及“不死”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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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从逆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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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南直合肥籍……官兵科。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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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载的出处,应该是马士英为动议惩治南还诸臣,所上的《请诛从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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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降贼之后,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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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士英,这必是作为最得意、最煽情的证据抛了出来。龚鼎孳扮演着近来东林、复社的急先锋,在京城一向对门户、声气标榜最力。然而请看此人嘴脸,不但畏死倖生,原由还如此卑污不堪——是为一个“小妾”,而这“小妾”竟然还是“秦淮娼妇”!莫非在他那里,先帝连娼妇都不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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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此爆料一出,人们将如何为之色变。即便远隔三四百年的我们,见到那样的表白,也不禁揉揉眼睛,仿佛不能相信。在我而言,“龚鼎孳”三个字之所以深深刻在脑海,起初纯粹因为这句话。假使他仅只是一位“贰臣”或今人所谓“叛徒”、“卖国贼”之类,我多半感觉不到什么兴趣,那种人史上多如牛毛,而他显非其中最昭著者。然而,当着那种情形而公然讲“我原要死,小妾不肯”的,以我所知,从古到今好像只此一人。我实在被他引动了莫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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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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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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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并非与人闲谈时,而是在正式的奏呈中举其事为例。出于此,我们如断言纯属他的捏造,大概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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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并不掌握事实本身,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他有消息来源,或至少别人问起出处时,能回答得上来。总之,就像老话讲的,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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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旁观察者,我们自然努力去找线索,也模模糊糊好像发现了一点。顺治四年(丁亥,1647)龚与顾景星在丹阳舟中意外相逢,互赠诗篇。顾诗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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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舲风急正中流,意外逢公海畔游。拜起立年同堕泪,酒行坐稳更深愁。当年梦哭羊昙路,此夕真疑郭泰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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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昙,典出《晋书•谢安传》,感旧兴悲之意。顾景星于是句下面自注“闻公难”,意思是曾听说龚鼎孳在国难中死了。而龚鼎孳和诗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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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船楚语隔中流,招手相看续旧游。多难感君期我死,著书空老益人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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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多难感君期我死”句下也有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善持君,便是顾媚。从顾、龚互答的上下语意看,顾景星当时听到的“死难”传闻,只及龚本人,不包括顾媚,但龚鼎孳自注,却主动提到了顾媚。这个微细区别可以玩味,似乎一提到有关死的问题,记忆就本能地与顾媚联系在一起。这是怎样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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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这句名言大家注意力都在“小妾不肯”上。那也的确最让人惊骇,一见这四个字,鄙夷之心油然而生,如孟森先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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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纪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云云。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讽者,亦以龚与善持君偕殉为言,弥见其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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