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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龚鼎孳或其一类人的问题，焦点在哪儿呢？在于“不死”，亦即他们居然还活着！为着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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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闯军西去，众多京官如脱樊笼之鸟，络绎南逃，沿途遍尝艰辛、备历凶险，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朝中汹汹的舆论，还有闾里摩拳擦掌的乡亲。当时，盛产官员的江浙两地，好些地方发生针对本乡在京“苟且偷生”者的暴力事件，焚掠其家，捣毁其宗祠。一时间，朝野上下议处南来生还者之罪的呼声高涨，好像那是头等大事、当务之急，别的反倒不足论，为此史可法不得不专门从扬州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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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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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朝廷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能把注意力和时间浪费在这种道德义愤上头。但史可法也不敢直接唱反调，而用抹稀泥的“人人有罪”说，来解构清算论——“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从礼法论，大家都不该活着，谁又例外？他不惜点了自己名字，顺便把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文武重臣都拖进来：“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借“人人有罪”说，他呼吁宽容，“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36]，把精神集中于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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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常从它的同一产物中接受好处与坏处，伦理道德也是如此。社会不能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有时候又深受其害。像明末对于君主蒙难臣民便不能“偷生”的纠结，当时是作为一种美德而提出，实际上，美德的名义下却塞进了肮脏货色。当政的马、阮等人围绕它大做文章，与对品节的推崇毫无关系，真正缘由在于崇祯期间政坛主流派是东林、复社，所谓“在北者”多出此脉，眼下权柄既已易手，正好借此为题谋兴大狱，以泄多年之恨。这且不说，我们更发现，抽象地看伦理道德四个字总是美好高尚的，一旦化为具体，却那样荒唐：君上死于社稷，臣子即无生理，俱宜从死，不死便都有罪。这么不可理喻的要求，当时却认为很道德。所以，伦理道德与是非曲直，可以风马牛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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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与龚鼎孳故事的一个特定内容有关——当时，他真正出名、遭人诟谇、举世哗然的情节，就是他的“不死”及“不死”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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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从逆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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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南直合肥籍……官兵科。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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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载的出处，应该是马士英为动议惩治南还诸臣，所上的《请诛从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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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降贼之后，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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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士英，这必是作为最得意、最煽情的证据抛了出来。龚鼎孳扮演着近来东林、复社的急先锋，在京城一向对门户、声气标榜最力。然而请看此人嘴脸，不但畏死倖生，原由还如此卑污不堪——是为一个“小妾”，而这“小妾”竟然还是“秦淮娼妇”！莫非在他那里，先帝连娼妇都不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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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此爆料一出，人们将如何为之色变。即便远隔三四百年的我们，见到那样的表白，也不禁揉揉眼睛，仿佛不能相信。在我而言，“龚鼎孳”三个字之所以深深刻在脑海，起初纯粹因为这句话。假使他仅只是一位“贰臣”或今人所谓“叛徒”、“卖国贼”之类，我多半感觉不到什么兴趣，那种人史上多如牛毛，而他显非其中最昭著者。然而，当着那种情形而公然讲“我原要死，小妾不肯”的，以我所知，从古到今好像只此一人。我实在被他引动了莫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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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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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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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并非与人闲谈时，而是在正式的奏呈中举其事为例。出于此，我们如断言纯属他的捏造，大概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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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并不掌握事实本身，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他有消息来源，或至少别人问起出处时，能回答得上来。总之，就像老话讲的，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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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旁观察者，我们自然努力去找线索，也模模糊糊好像发现了一点。顺治四年（丁亥，1647）龚与顾景星在丹阳舟中意外相逢，互赠诗篇。顾诗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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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舲风急正中流，意外逢公海畔游。拜起立年同堕泪，酒行坐稳更深愁。当年梦哭羊昙路，此夕真疑郭泰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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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昙，典出《晋书•谢安传》，感旧兴悲之意。顾景星于是句下面自注“闻公难”，意思是曾听说龚鼎孳在国难中死了。而龚鼎孳和诗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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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船楚语隔中流，招手相看续旧游。多难感君期我死，著书空老益人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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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多难感君期我死”句下也有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善持君，便是顾媚。从顾、龚互答的上下语意看，顾景星当时听到的“死难”传闻，只及龚本人，不包括顾媚，但龚鼎孳自注，却主动提到了顾媚。这个微细区别可以玩味，似乎一提到有关死的问题，记忆就本能地与顾媚联系在一起。这是怎样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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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这句名言大家注意力都在“小妾不肯”上。那也的确最让人惊骇，一见这四个字，鄙夷之心油然而生，如孟森先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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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纪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云云。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讽者，亦以龚与善持君偕殉为言，弥见其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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