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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堂集》顾赤方龚鼎孳往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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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四年，龚鼎孳与老友顾景星在丹阳舟中意外相逢，互赠诗篇，其中都涉及龚鼎孳曾经殉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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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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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金陵有“ 秦淮八艳”，顾媚既列其中，且是最树大招风的一位。嫁龚鼎孳后，人称横波夫人，龚则称之善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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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方以智提供的旁证，严格说只到龚鼎孳被闯军抓获为止。之后的事情，即龚鼎孳所述他遭到拷掠然后释放的情节，已经没有目击者。野史所记与他自述相反，说他接受了“伪职”；《贰臣传》持相同说法，却没有指出材料来源，应该是以野史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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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明末的野史，因为出版和商品经济相当发达，许多情形与现代已很相似，凡社会关注度高、因而有明显牟利空间的重大事件，编辑家和写手的反应十分敏捷，第一时间搜罗撰述，编成纪实时闻，售而获利。这当中，有几分事实，又有几分得之耳食、捕风捉影，乃至生造臆测，实际很难搞清。尤其甲申国变这种塌天大事，真真假假的传闻，更无从断之。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以南身记北事”的一位。他当时编了两本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私刻”[28]。这类根本不在现场，却言之凿凿、有如亲历的叙事，曾让杨士聪忍无可忍。他在北京，也被闯军逮捕、羁押，但因与闯军某将交好，未受拷打而脱身南来。到了南方，他发现，上述经历根本无人相信，不由分说一致认他必定身降，有人说其所授为“伪户政府少堂”，甚至“亲见门粘钦授官职”[29]，好像千里之外的人们，竟比当事人更了解事实。杨士聪觉得岂有此理，于是写了一本《甲申核真略》，专讲真相核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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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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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起于各种原因的道听途说，对事实的轻率以及急欲落井下石的心态，还受到道德义愤的有力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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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坊刻竖儒，未喻厥旨，乃谬引刑不上大夫之说，横生巧诋，何比拟之非伦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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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那时代很典型，全社会以“烈夫贞妇”为尚，但闻某人非是，立刻争先恐后齐声唾弃，以示自己和“烈夫贞妇”保持一致，至于实际究竟发生了什么，反而不遑乃至无意加以澄清。所以杨士聪表示：“余偶未罹贼刑，兹于受刑诸臣，悉为明著于篇，以质公论。”他自己未曾受刑，但了解那些受刑者的惨毒之状，觉得南中对他们的堂而皇之的道德批判十分不公，要把自己所知的真实情形明明白白写出来，让大家评判受刑者的过失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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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破后，龚鼎孳没有主动归顺，他潜逃然后被逮、受刑，这一部分事实我们已可确定。关键是之后情节不明，当时，屈打成降的例子既不少，可能性也相当大。但我们究竟不能因而推之，凡遭刑鞫者最后都吃打不过而投降、接受“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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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多年如鲠在喉，终借与至交重逢之机郑重白冤来看，我们或许应该慎重其事。当时，时过境迁，他曾降闯的说法早就木已成舟，无论其辩白对顾景星有无作用，至多只能影响某一个人，丝毫无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评价。他应明知于此，但仍不放弃对顾景星孜孜剖陈，这几乎无谓的举动，唯一的解释是心灵需要，即面对一位真正知己，一位可托心腹的至交，他觉得必须示以肺腑，把真实的自己展示给他，此亦顾景星所感受的：“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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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这展示只与其中一个事实有关，无助于整个洗刷他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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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顺治元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给事中，寻改礼科。二年九月，迁太常寺少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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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述出乎清朝官方，不复可疑；总之，他是做了明朝的叛臣——即便未降于闯，亦终降于清。但我们体会，即便是普通罪犯，对所犯之罪、所该当的罪名无从推卸，但对那些确非其所为而强加、阑入的指控，恐怕也将大为不甘，断不会因有罪之身而乐意把一切全都揽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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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于龚鼎孳在崇祯自尽至多尔衮入城之间四十余天的情形，以存疑为妥。我们既不轻信他的表白，也不一口咬定他必定“从贼”。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还不能证明。而其间留给我们的困惑，还不仅于此。例如，闯军溃走后，北京约有半月左右真空状态，大批自城破前困囿在此的南籍官员乘机逃离。工部员外郎赵士锦所著《北归记》，即为上述情形之亲身实录。余如杨士聪、方以智、陈名夏、周钟、光时亨等等，都是此时南还。那么，龚鼎孳何不采取相同行动，却留在北京“迎降”？此有不可解处。以当时来论，北为乱邦、南方尚安，一目了然，而避危趋安应是合理、本能之选，为什么龚鼎孳却反向而择？对此，他的弟子严正矩有个说法：“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33]说他伤势严重，根本不胜远途。这解释倒很合理，但假使果如所说，就又牵出另一点，即他伤到这个样子——胫骨是小腿，俱折则两腿都被打断——怎么出来为闯军做事？然而此说既孤，又出其弟子，我们无法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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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未死而滞留北京的龚鼎孳，就此开始了他的“贰臣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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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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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在当下，龚鼎孳要担两个罪名，一为“叛徒”，一为“卖国贼”。从归附敌对阵营的角度，他为“叛徒”；从替外来占领者效劳的角度，他是“卖国贼”。都是第一等的罪名，他兼而有之，对此我们也有一词，称“双料分子”。总之他的丑陋，便是孟森名作《横波夫人考》所简括的“既陷于闯，旋即降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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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位有所不知，上述两个在我们看来遗臭万年、应该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名，却非明朝人士最为义愤填膺的地方。言及此，就不得不感慨于古今话语的暌隔与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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