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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与龚鼎孳故事的一个特定内容有关——当时，他真正出名、遭人诟谇、举世哗然的情节，就是他的“不死”及“不死”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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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从逆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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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南直合肥籍……官兵科。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娼顾媚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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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载的出处，应该是马士英为动议惩治南还诸臣，所上的《请诛从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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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降贼之后，每见人则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为科臣时收取秦淮娼妇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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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士英，这必是作为最得意、最煽情的证据抛了出来。龚鼎孳扮演着近来东林、复社的急先锋，在京城一向对门户、声气标榜最力。然而请看此人嘴脸，不但畏死倖生，原由还如此卑污不堪——是为一个“小妾”，而这“小妾”竟然还是“秦淮娼妇”！莫非在他那里，先帝连娼妇都不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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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此爆料一出，人们将如何为之色变。即便远隔三四百年的我们，见到那样的表白，也不禁揉揉眼睛，仿佛不能相信。在我而言，“龚鼎孳”三个字之所以深深刻在脑海，起初纯粹因为这句话。假使他仅只是一位“贰臣”或今人所谓“叛徒”、“卖国贼”之类，我多半感觉不到什么兴趣，那种人史上多如牛毛，而他显非其中最昭著者。然而，当着那种情形而公然讲“我原要死，小妾不肯”的，以我所知，从古到今好像只此一人。我实在被他引动了莫大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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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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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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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并非与人闲谈时，而是在正式的奏呈中举其事为例。出于此，我们如断言纯属他的捏造，大概不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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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并不掌握事实本身，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他有消息来源，或至少别人问起出处时，能回答得上来。总之，就像老话讲的，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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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旁观察者，我们自然努力去找线索，也模模糊糊好像发现了一点。顺治四年（丁亥，1647）龚与顾景星在丹阳舟中意外相逢，互赠诗篇。顾诗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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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舲风急正中流，意外逢公海畔游。拜起立年同堕泪，酒行坐稳更深愁。当年梦哭羊昙路，此夕真疑郭泰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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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昙，典出《晋书•谢安传》，感旧兴悲之意。顾景星于是句下面自注“闻公难”，意思是曾听说龚鼎孳在国难中死了。而龚鼎孳和诗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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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船楚语隔中流，招手相看续旧游。多难感君期我死，著书空老益人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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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多难感君期我死”句下也有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善持君，便是顾媚。从顾、龚互答的上下语意看，顾景星当时听到的“死难”传闻，只及龚本人，不包括顾媚，但龚鼎孳自注，却主动提到了顾媚。这个微细区别可以玩味，似乎一提到有关死的问题，记忆就本能地与顾媚联系在一起。这是怎样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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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这句名言大家注意力都在“小妾不肯”上。那也的确最让人惊骇，一见这四个字，鄙夷之心油然而生，如孟森先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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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麓于鼎革时既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纪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云云。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讽者，亦以龚与善持君偕殉为言，弥见其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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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两端，一头国难、一头小妾，判若云泥。而龚鼎孳为小妾而舍国难，其所宜乎唾弃，在所有人恐怕都不假思索。我自己第一次见这句话，目光也完全落在“小妾”上。对于我们“臭男人”，“小妾”云云实在吸引眼球，很难越过它首先注意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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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发现了孟森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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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的凭据，是孟文这一句：“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与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它是针对龚诗“多难感君期我死”及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之语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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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横波夫人考》的时候，我还没读《定山堂集》，更未读到《白茅堂集》，故于孟氏评论欣然接受，同样做出代表龚鼎孳恬不知耻的裁判——及至读了龚、顾二人原诗（已引于前），这才发现，孟氏或我们大家的理解全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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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顾诗非“讽刺之语”。顾景星“当年梦哭羊昙路”句的自注“闻公难”，讲得很清楚，当年他听到了龚鼎孳死难的消息，为此才于梦中一哭。龚鼎孳诗句“多难感君期我死”，则是对顾“当年梦哭”的回答。他们双方，一方并无“讽刺之语”，另一方更不是明知他人讽刺自己，却厚颜地“恬然与为酬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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