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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未立即携归。根据我们隐约知道的，龚鼎孳希望顾媚感到被郑重和慎重对待，并非寻常那种“某地一游，购得一妾”。总之他只身还京，做必要的筹备。顾媚仍留南京，但断绝应酬，暂时算是“待字闺中”，就像孟森所说“必已为金陵外宅”，“已正名为闺人，而尚居金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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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等，竟一年有余，因为发生了意外。就在当年十一月，清兵大举入塞，京畿危殆，山东尤惨，当时提兵北援的史可法在家书中写道：“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眷，都杀绝了。真是可怜！”[56]南北路途，由此隔断。史可法本欲将逃到天津的父母接来南方，也束手无策，告以“俟至春间，仍坐船回南为是，不可冒险而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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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如此的波折，翌年秋，终于盼到顾媚北上的消息。龚鼎孳以“得京口北发信”为题，写了一首《贺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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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馆安排静。待珠轮、逐程屯札，柳旗花令，预遣探香乌鹊去，露洒星桥玉冷。可曾见、卢家官艇，金字虎头青鸟印，押红泥、遮抹春愁影。骑凤月，破烟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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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箱泪叠朱丝剩，试芙蓉、两行宫烛，对摊芳信。薇雨细揉弹事笔，温熟低心软性，料锦鲤、今番情定。雾幔晴衫深打叠，怕秋棠、不耐商飙劲。因早雁，嘱君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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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静待着新人，每程的驻发，都在望眼中记惦；派出使者前去探迎，等候之人独自于夜晚烛光下摊开“芳信”，读视萦想；忽念到秋风渐起，怕南来的花朵般娇娃，不禁北地凌厉的风寒，特意再寄鸿书，细予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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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媚是娼妓出身不假，然面对如许心声，我们若视龚、顾相遇为狎邪，或将龚之娶顾，等同于现在有钱势者包养“小三”，应当过意不去。他们之间发生着爱情，是无疑的。他们的情意，不比其他倾心相结的男女来得浅薄或猥陋。考虑到顾媚的身份，或许恰恰应该说，龚鼎孳的爱不光真诚，还有一种难得的干净。须知，这在他并非一时一地，而是始终保持了这种感情成色。不要说是四百年前，即便偏见、歧视已不能那样嚣张，种种自私卑劣的男性心理大为收敛的今天，这样的心地，又得能之于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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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媚显然深幸自己不曾错看。她用行动表达着内心的满意。两人聚首不久，龚鼎孳便获谴下狱。在爱意激发下，这位曾经娇骄二气十足的秦淮名媛，展现了所未有过的一面。龚有《寒甚，善持君送被，夜卧不成寐，口占答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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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落并州金剪刀，美人深夜玉纤劳。停针莫怨珠帘月，正为羁臣照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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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猊深拥绣床寒，银剪频催夜色残。百和自将罗袖倚，余香长绕玉栏干。[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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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顾媚，与任何贤淑坚忍的普通人妻有何分别？他们相扶相持渡过这段灾厄，龚鼎孳的狱中之诗，多次吟到顾媚如何温暖和鼓舞了他。如《上元词和善持君韵》：“芳闺此夕残灯火，独照孤臣谏猎书。”[60]因了那柔弱肩膀的支撑，他意志从未颓落。另一首为顾媚生日而作的《生辰曲》，这样赞叹他的红颜知己：“吾家闺阁是男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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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份感情，我们不忍接受“放荡之名，流于士大夫之口”的议论。有什么理由贬低他们呢？难道只因这对爱人不是结发夫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真挚，以及患难与共的情操，都并不输于结发夫妻。这里，应该谈谈龚鼎孳与发妻的关系。发妻姓童，《板桥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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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配童氏，明两封孺人。龚入仕本朝历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随宦京师。且曰：“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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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是冷淡的。这种冷淡，我们虽不便臆测就是旧时代所常有的“包办婚姻缺乏爱情”，但可以确认：顾媚在龚鼎孳那里，名分是妾，事实是妻。远在合肥的童氏，并不跟龚鼎孳生活在一起。龚、顾之间，不是一夫多妻、一男数宠的关系，是事实上的专一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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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总算明白，“我原要死，小妾不肯”中的“小妾”，是这么回事。假如“同起自井中”曾有其事，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加以体会：一对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刚熬过牢狱之灾，又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死亡，妻子惧怕了，男人再次想死时，她已无勇气尝试，而活的愿望却分外强烈，于是她求他不死，或者说，为了她而活下去——因为她好不容易才寻着这个对她倾心相爱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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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笔下，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临难不苟免的史可法，有父亲殉国后便如孤魂野鬼的夏完淳，有降于清军然而却疯癫而死的阮大铖，也有毁家纾难却在晚年欣然承认清朝合法性的黄宗羲……他们无论是谁，我都感到难于三言两语了断，即便史上已有定评的人物。龚鼎孳既陷于闯、旋复降清，被认为满身污秽，甚至连他所归顺的清廷也把他打入另册。乾隆上谕之后，他的各种痕迹——除负面的以外——被下令抹去，不但作为公职行为所上奏疏遭封存，连作为诗人、作家创作的作品也在禁行之列。这种查禁，一直维持到清末光绪年间。可是，他究竟做过哪些实实在在的坏事呢？我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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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满清对他的嗛啣，并非嫌其对明朝失节，而是恶其对大清不专。看看他和那些著名的明遗民冒襄、杜濬、曹灿、余怀、顾景星、阎尔梅、邢昉、顾梦游、纪映钟、李渔等的友近，就可知他的心曲。他与钱谦益、吴伟业交厚谊深，非因同为“江左三大家”而互相借重，其实是同病相怜——都在或曾在清朝入仕，又都为此感到苦涩。他对评书家柳敬亭的热烈推重，一多半是夺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柳敬亭因和左良玉的传奇关系，成为明亡时刻复杂历史的象征，龚把他迎到北京，在京城士夫儒巾中广为推介，宴集酬唱，同叹兴亡。他屡屡凭借职务，保护甚至袒护明遗民乃至反清斗士，其中著名的例子，一个是傅山，一个是阎尔梅，其他还有姜、陶汝鼐等，这引起了顺治皇帝本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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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州，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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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旨要他“明白回话”。《贰臣传》说，旨意既下，龚鼎孳“具疏引罪”却“词复支饰”，态度不能令人满意，“下部议应革职”，顺治还算开恩，决定给予“降八级调用”的处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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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入清后做过的好事，邓之诚这样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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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兵饷严急，赋敛繁兴，屡疏为江南请命，复请宽奏销案之被革除者。官刑部尚书，宛转为傅山、陶汝鼐、阎尔梅开脱，得免于死。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又颇振恤寒孤。钱谦益所谓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吴伟业谓倾囊橐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以是遂忘其不善而著其善，得享重名，亦由此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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