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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儒家仅列“百家”之一。孔子屡梦周公,其学不行于世;孟子一生,基本在现实中扮演“反对派”角色,忙于争霸的国君也不能用其“王道”。秦,是法家的爱好者,它觉得“儒以文乱法”,于是报以“坑儒”暴行。魏晋间,领一时风骚的士夫,多视儒为酸腐而谑浪之。由隋至唐,文化烂漫,但儒家在其间纵非居于弱势,起码也在苦苦争取稍有利的地位,道、释两家权势都比它大,李姓皇室自命老子后代而崇道,武则天出于打压李氏目的则佞佛,儒家仅在官僚集团部分知识分子中拥有信徒,杜甫、韩愈是两个杰出代表,前者将诗歌创作用于诠释儒家精神,故称“诗圣”,后者文起八代之衰、排斥佛老、为儒家鼓与呼,但终唐一世,文化纷杂多流,无定于一端,儒家绝不享有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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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直到我们眼下讲述的这段历史为止,儒家确居领导地位的,仅三个朝代:汉、宋、明。汉代初年尚非如此,从武帝用董仲舒起,儒家独尊。两汉之儒,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丰碑累建,中国之有学术实奠于此,吾族之称汉人、学问之称汉学,允当之至。但此后约七百年,汉代文化取向并未延续,否则也不会有“八代之衰”的喟叹。直到宋儒起来,汉儒衣钵才被传承。但随之又有蒙元百年截断和停顿,以“光复中华”自命的明人,理所当然大力弘扬、踵继宋学,如此二百七十余年,儒家终于稳居领导地位而不可动摇。满清的入主,虽属蒙元旧事重演,却记取了后者的教训,对儒学改歧视为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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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儒家二千年简略沉浮史,从中我们看到,它对文化的绝对统治并不如何久远,严格说距今仅七个世纪。而这段时间,恰好与中国历史重心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模式移往“夷夏冲突”模式,相吻合、相平行。这绝非巧合。换言之,儒家的思想文化权威地位的确立,与新的历史主题同步,适应、满足、支持了汉族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生长。我认为,它既是中国历史转型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文化产物,也是这一过程明确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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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将儒学在宋明的绝对统治,视为中国文化趋于封闭、僵化,活力、创造力消失,和所谓“封建性”因袭益重、气息益朽的迹象。此论的由来,是“五四”后对中国自身文化全盘否定,而当时所以觉得可以做此否定,又基于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完败于西方的事实——其实就是结果论,既然结果不好,文化就一定是坏的。如今我们知道,线性因果律逻辑,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成立,很多事情,有其因而不一定有其果,知其果也未见得知其因。其实,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现代批判,一开始就无关学术、学理,仅出于迫切的功利需要,即以快刀斩乱麻方式使中国开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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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转型输给西方,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还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西方的现代之路,是不是唯一和必由之路?如无意外干扰,以中国历史和文化原有轨迹,有无可能形成方案不同但殊途同归的现代之路?以我粗浅的了解,都有研究余地。我觉得,宋明之际,中国文化出现了重要异动,中国历史开始了明显有别于过去的叙事、篇章。宋代中国,发生了可能自春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精神思想资源空前大整合,明代则在消化宋学成果基础上,酝酿具有未来意义的新精神格局。两代思想学术的活跃与兴盛,我个人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师、巨匠辈出,尤其是以学派为特色的思想探索和互动,乃“上下五千年”所仅见。哲学、文艺、史学、宗教、政治、伦理、历算、农学、地理、技作以至命理象数之学,中国所有文化积累,都于此时融汇贯通。而且不止是繁荣而已,更重要的迹象是,于多样化中表现出了超强的思想凝聚能力。理学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第一次出现全国性思想体系。其他划时代思想事件如,儒、释、道在此时实现合流,这是中国精神文明一大进展,突出显示了宋明在文化上的化育力、再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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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眼光,我们从宋明所见,恐怕就不是封闭、僵化,而是在新的历史处境和主题下,以明确的民族意识,构建纯正中国文化体系。借时下术语,宋明是中国“文化认同”的开端。我们发现,在大致相当的时段,中国所发生和经历的,也是欧洲的情形。宋明的复古与文艺复兴,历史内涵与性质十分接近;宋明理学(近年也称“新儒学”)亦如宗教改革之于欧洲,借解释学的方法和途径,对各自传统的核心价值,加以梳理和镀新;参考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论述,我们感觉,宋明理学与之有并行的精神向度,“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43]这些写在中国童蒙之书里的日常道理,清教徒们也许会觉得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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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汧便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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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笔迹中,这类随手写下的字条,最见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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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汧、杨廷枢唱和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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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杨同为复社领袖,人生结局亦同,后者“清至不剃发。丁亥四月,时隐山中被执,大骂不屈”,然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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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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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五代史》,为正史单立《死节传》之始。宋代之于中国文化精神,有转折点的意义。中国历史的主要矛盾,自兹从原来的自身内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转到“攘夷尊夏”或曰文明与野蛮冲突方面,之后历次朝代更迭,要么是华夏沦亡,要么是民族复兴,二者必居其一。这时渐形其盛的“士与死”现象,将忠君伦理与文化冲突、民族悲情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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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是国家精神纽带,价值观变化将首先作用和体现在知识者身上。观宋明士风,敬事不懈、求笃致诚,标引道德、极重格调。那是先前所不见的样态,且一日甚似一日,南宋甚于北宋,明代复甚于宋代,以致终于有了海瑞那样的典型。这种人物,似乎只能属于明代,放到其他历史时期,都难免有失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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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称之“古怪的模范官僚”,用“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44]概括他身上的内在矛盾。道理本身不错,但没有放到合适的时间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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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技术的建构,没法发生在道德之前;社会现实的改进,总是有赖思想层面的先期豹变,道德也是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都认为法律比道德可靠,道德可以弄虚作假,法律是刚性规则、不易做手脚(其实不尽然);所以,我们呼唤法治社会。不过,法律其实要以道德为先导,在不正确的道德下形成的法律,本身就可能是邪恶的;法律自古就有,显然曾有很多旧法因为错误或邪恶而被淘汰、废除,所以在更好的法律出来之前,实际上有赖道德的先行进化。欧美近世政法制度,就明显是先有新的伦理道德提出,再经社会革命和其他实践转化、落实为约定条文。启蒙思想者所谈平等、博爱,新教伦理所倡劳动、节俭、诚敬,都属于道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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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尽管明代士夫“个人道德之长”,暂未“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也仍不失为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取信号。至于“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45],此语若加之于彼特拉克、莎士比亚、伏尔泰,其实还不是一样,他们也不能辩驳。“文人”如果能够提供新的精神尺度,就已尽到了作用,改进司法制度、保障人权等,是留待社会加以解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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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自万历间起,“个人道德之长”已经显现出了向干预社会现实方向伸展的趋势,开始与不公、不善、不合理制度发生冲撞(三案、党争),进而因为碰得头破血流,隐然产生革命的思想和愿望。《明夷待访录》,可算一个明证。有人这样评价它:“其中《原君》《原臣》《学校》诸篇,置诸洛克之《政府论》中可无逊色,较之卢梭之《民约论》已着先鞭矣。”[46]而黄宗羲的思考,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并不孤立。我读过本文主人公徐汧之子徐枋所著《封建论》上下、《井田论》诸篇,觉得他和黄宗羲具体主张虽不同,但所关切的同样是中国如何找寻更文明、更善良的制度。可见“个人道德之长”,迟早总会带来社会进步的追求,它是历史弃恶扬善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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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额外谈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普遍厌倦道德论调,确实,道德似乎成了遮羞布。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说:“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我们于道德二字,感受庶几近之。我们的厌烦,殃及了古人。说起明代道德厚重,大家每每想到“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的名言。诚然,确有那样的事例与现象,我们前面也曾谈到一些。但此刻我想说,明代士夫在何种现实中砥砺名节,这一点人们谈得很不够。虽然帝王君主从来一路货色,虽然历朝历代各有其暴君,但像朱明王朝这样,昏君多如过江之鲫,却实属少见。它先后十多位皇帝,全无劣迹的只有建文帝,基本无劣迹的有洪熙(在位仅一年)、宣德、景泰、弘治四位皇帝。这五人的统治期,全部相加四十年,只占明朝二百七十九年历史的七分之一。其余诸帝,或暴虐或残忍或变态或昏聩或刚愎,不一而足。在他们治下,明代的惨狱酷刑为历代之最、阉祸登峰造极、酷吏凶顽巨星迭出。朱棣虐杀建文忠臣,令人发指,戮其本人不算,复辱其妻女、发为婢奴,甚而株连乡闾、村里为墟;朱厚熜视“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辱”为屁话,对胆敢抗旨的官员,当场打屁股,是为闻所未闻、明朝独创的“廷杖”;朱由校的镇抚司诏狱,赛过阎罗地府,惨死其中的东林诸君,个个身被重伤、血肉模糊、尸供蝇蛆、溃烂不可识……明代的士夫,是在这样的摧折中讲求操守,将胸间那口正气保持下来,以致山穷水尽时分,我们仍能见到徐汧、夏允彝、刘宗周等个人品质近乎完人的例子,其之不易,作为有“反右”、“文革”经历的当代人,我们应深有体会。近年因为当代文学和精神思想史研究,我考察过当代几十位重要文人和知识分子;两相对照,唯有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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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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