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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曰:“世乱识忠臣。”诚哉!五代之际,不可以为无人,吾得全节之士三人焉,作《死节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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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仅得三人。次之,又有《死事传》,其序曰:“吾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36]两者相加,拢共十八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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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统治者,竭力将事情内涵引向或限制于忠君层面,乾隆皇帝论其颁示《贰臣传》的理由说:“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37]其实,揆之于史,这立论难以成立。照这标准,过往一多半朝代不合格,“为其主临危授命”者既寥寥,“畏死倖生,颜降附”的“贰臣”(改朝换代之际跨代而仕者)现象反倒十分平常。要是乾隆逻辑讲得通,我们只好认为历代多无忠君观念,这当然不是事实。不死节,不表示不忠君;或者说,忠君不必然要求死节。其道理正如欧阳修所说:“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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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对儒家忠君观的全面理解。儒家讲忠君,不是无条件的。君君、臣臣,君如君则臣如臣,倘若君不像个君、失了君道,臣子也可以使态度有所修正,以合于道。忠君,是感恩、敬业,食人之禄而敬人之事,但绝非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受了你的好处就俯首帖耳、任凭驱策,士者还有自己的“道”,亦即关乎美恶、正义的理念。孔子说邦无道卷而怀之,孟子进而主张可以效伊尹的样子,对暴君予以放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是“汤武革命”,儒士一般不难于视为历史合理兴废欣然从之。搞明白这些关系,我们对古代虽讲忠君,大多数朝代并无轰轰烈烈死节情形,便不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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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由既不在此,就要转而他求。怎么求?还是回到历史本身。其实,历史已给出足够明确的提示。这普遍的死节风气,只出现在两个朝代:宋肇其始,而明继于后。次而,将这两代加以分析,又见它们还有一重要共同点,即同作为汉族国家而整体地亡于蛮族入侵者。此一历史情境,是宋、明在历代王朝中独有的现实,又是它们的消亡较之一般改朝换代的迥异之处。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触到了历史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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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中国历史情形作一番回顾。《三国演义》开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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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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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小说家言,对王朝史的基本规律,却不失为要而不烦的概括。它总结的这个规律,直到宋初,基本是不错的。秦灭六国,为华族国家内部的统一;汉变三国,则为华族国家之内乱。余如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大致无逾乎这两种类型。但从宋代开始,上述规律突然消失或被打破,不再属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进入一种新格局。这新格局是:汉族国家一再被外来蛮族所灭亡;再重建、再灭亡。从十世纪北宋起,到二十世纪的末路王朝清代,一千年来,没有例外。北宋为金所灭,南宋重建,又为蒙古所灭,明朝重建,复为满清所灭。明显地,中国王朝史在宋代迎来分水岭,步入了新的历史处境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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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特征有二,一是民族冲突,一是文化冲突。过去,从周到宋朝初建为止,历史内容、主题不表现于此,而主要是华族自身文明发展,及随之而有的内部制度的冲突与更迭,我们可用“鼎故革新”一词予以标识。到宋末、明末,我们明显看到,原有主题虽继续存在,历史却增添了新的焦点,与外部民族、文化的冲突日益凸现,态势遽然严峻,而在相当程度上压倒原有主题,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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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做一些更细致的发微,具体看看我们历史处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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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片土地的文明早期,蒙昩初开,谈不上“华夏”,也没有“中国”概念。大约经过夏、商两代一千年的孕育,到了周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始形成带有一致性、系统性的华夏文明,同时,也有了“中国”和“蛮夷”的概念。之后多达二千年,华夏或中国文明,在亚洲大陆之东一枝独秀,“化外之民”远瞠其后;虽然“夷夏之辨”话语已经发生,但作为现实问题或威胁,尚不紧迫。如果我们从遥远的将来,为这态势寻其草蛇灰线,会在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中嗅到最初的气息,在秦大将蒙恬那里听到历史山谷传来了新的脚步声,最后在汉代见到胡马奔腾而至的景象。总之,大致就是这个时候,周边蛮族部落开始走出初民阶段,形成自己的民族并有所组织,人口亦繁殖渐盛,“对外问题”于是对中国提出。然而,那时诸蛮族究竟尚处极野放状态,仰天俯地,文明简陋,不足以抗拒大自然播弄,故东奔西突、忽聚忽散,甚至自生自灭。当其瞬间强盛,破坏性不可轻视,然无一持久,不足真正为中国之患,像班超仅以三十六人,纵横西域多国,而击破之,固然大智大勇,但也实在说明诸戎鄙朴卤拙。这种情况,由汉至唐,有抑扬,有起伏,总体而言未见实质性扭转。故民族冲突、文化冲突,问题虽已出现,在中国却大致仅为肤受。即有所冲突,中国多半是压制者,纵有失利落败,也是暂时的。这基本格局,也在我们的心态上表现出来。汉族名称虽得之汉代,但很长时间中很少真正有“汉族”意识。民族观不如天下观,四海意识大于中国意识。当时提起“中国”,每每是无远弗届的“天下”。此种心态,到唐代登峰造极。今之俗论,喜欢以“开放”字眼形容唐代气象和文化,实则唐人的包罗万方,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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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强化,必以激烈民族冲突现实为前提,创巨痛深之后方被唤醒。在中国,首先尝此滋味的乃是晋人。西晋灭亡,北方黄河流域为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所盘踞,成为他们血拼争杀之地,此为中国遭蛮族蹂躏之始,史称“五胡乱华”。也正于此时,中国思想界首次提出了民族意识命题,江统《徙戎论》、顾欢《夷夏论》等,大概是我们最早从民族立场论述文化冲突的论文。同时,相应地发生祖逖北伐、桓温北伐等确实含了民族冲突意识的战争行为(与过去出于拓疆目的的边地战争不同)。所以,东晋这朝代,本身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具第一等的重要性,但就民族冲突这特定主题而论,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有如序幕,将一千年后中国的焦点,做了预告和预演。但这预告和预演,划然而过。诸蛮族苦于未脱忽生忽灭的命运,其破坏力的瞬间发作,对中国更像是突遭火山地震一类的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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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直到了北宋。此时历史条件,再也不是先秦汉唐光景,“夷夏”双方,各自都发生了一些大的改变。一面,中国文明日臻精美,其附带的结果是,去质野益远。另一面,周遭新崛起的蛮族,既更多从当时人类文明平均水准得益,而早已不像它们千年前的前辈那么简陋,同时呢,较之“过度文明”的中国,又足够原始和野性。两相对照,中国对抗野蛮的能力在退化,后者反制文明的能力却增强。终于,汉唐模式一去不返,历史开始转入宋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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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事的情节特色,便是野蛮战胜文明。我们普遍将一句话信为真理:落后挨打。实则近代以前的人类史,刚好要颠倒过来:挨打的每每是先进。不单中国有金人、蒙元分灭两宋和满清灭明的例子,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被毁,亦庶几如是。个中道理,盖因在冷兵器时代,近代科技未曾发展起来并成为军事国防底蕴以前,文明之美盛一般都意味着武力下降。直到四百年前武器大革命为止,从青铜时代到宋明之际,不论物质和精神文明有何跃升,战争元素的改变微乎其微;二三千前何者为强,刻下依旧如此——主要视身体、蛮力及勇悍程度来定。显而易见,这种条件下,文明愈烂漫则武力反而愈衰退,就像咬文嚼字、耽于书斋的学者,之于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强梁,双方斗狠恃勇,压根儿不成其对手。所以在古代,骑射征伐之事,较文明民族比于较原始民族,很少不落下风。粗野少文的蒙古人,居然横扫欧亚大陆,将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文明均斩马下,在现代全不可想象,当时却很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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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而毁于野蛮、以先进而败于落后,是我们对宋明两代需要体会的重点。不用心这种体会,我们对宋明时的民族意识及其奥秘,做不到设身处地。一些现代中国人,因了1840年以来的感受,以为自己颇能懂得宋明的亡国之痛。殊不知近代史与宋明史,表面相似,其实差得很远。近代中国固为西方列强凌折,但对方却是更先进的文明;宋明之亡,完全相反,以茂美锦绣而遭野蛮愚昧的涂炭。这两种痛,如何同日而语?一个只是面子问题,一个却痛彻心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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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宋与蒙古、明与满清的反差之巨,我们从身边现实根本找不到恰当的类比。哪怕当今最最发达国家与最最落后国家之间,落差也到不了那种程度。篇幅所限,不能着墨过多,权借一语略事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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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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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有如和仿佛。在黄仁宇看来,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已去“现代”不远。然而,将这王朝的君臣活活逼至跳海的蒙古人,却连农业文明门坎也还不曾迈入。明朝和满清之间,差距不至于此,但亦足令人眙愕。嘉靖朝的外交官严从简,有《殊域周咨录》,记述了当时女真人的生活和社会情形。其诸部不一,略好些的“不专射猎”、“略事耕种”,有初步的农耕文化;较落后的则仍为“常为穴居”、“无市井城郭”的景状,乃至保持父母死后“以尸饵貂”或“亲死刳肠胃,曝干负之,饮食必祭,三年后弃之”之类野蛮习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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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这样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现场,我们才可能谈论和评估宋末明末的思想感情。当其末路之时,成批成批知识分子义不欲生,这种现象,古人以他们自己的语汇,诸如忠信节义之类来表达,而越过这些字眼,举目前望,我们见到的是美善文明行将陨落和隳坏,黑暗、鄙陋、粗粝和蒙昧的逼近。今人或对陆秀夫身为大臣竟背负幼君纵身投海的行为愕然难解,但可以明了他对赵昺所讲的四个字:不可再辱。凡曾置身高度文明的人,对于野蛮的耐受力,都降至极低,表现脆弱。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例子。1942年2月22日,这位失去故国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偕妻在里约热内卢双双自杀。他于遗书中写道:“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42]作为教养极佳、只能适应理智和文雅的绅士,他弃世时的心情,与宋明之季纷纷赴死的中国儒士或许不乏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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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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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历史处境、主题的变化,也要谈道德。对于明代,道德的话题绕不过去,尤当涉及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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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我们先从一个甄辨讲起——至今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居文化领导地位。实际上,二千多年大致只有一半时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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