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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将湖北全境之粮供其支配，以养左军。这个要求显然没有答应，于是左军自行剽抢；对楚地百姓来说，结果总之一样。《桃花扇》写柳敬亭替侯方域到武昌下书，被两个军士拿住，说他们“饿的东倒西歪”，设若武昌时期左兵果达八十万众，此距事实应该不远，当时情况正像二卒所念民谣：“贼凶少弃囊，民逃剩空房，官穷不开仓，千兵无一粮。”[51]嗷嗷待哺八十万兵卒，置之此境，岂非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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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近地看，左军“杀掠甚于流贼”，似乎有特殊原因造成，甚至有其“不得已”。如将这些原因消除，危机就应该能够解决。侯恂当时奏对崇祯皇帝，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他把左军纪律之坏归之“督抚驾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52]两点，言下之意，倘如督抚得人、兵得其食，问题即可消失。但果真如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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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具体、特定原因，不无考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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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我们不能为之所蔽。因为，假如眼睛不是死盯着一人一事、一时一地，很容易发现更广阔的事实。从明末当时实际看，即便并无左良玉所部那种问题（招降纳叛过度导致部队成分复杂、兵饷缺口巨大），“兵匪一家”情形也照样发生。崇祯末年起，官军罗九武部多年为害桐城、安庆一带，“入人家劫掠”，“十百为群，横县中”，“贼乱于外，兵乱于内，一县中如困汤火”，罗九武“自谓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随入两营者，不可胜计”，“桐人苦兵之扰也，纷纷渡江而南。”福王立于南京后，罗九武不仅升官，且“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无忌。”左良玉乙酉东犯时，“安庆戒严，罗九武等乘间遂掠仓库”，四月八日夜，罗九武“命其兵作乱，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乡焚掠。又数日，分兵入东乡、南乡、北乡焚掠。少妇幼女男子，被掳者凡五六千人，相号于道”。直到清兵打下桐城，此害方除：“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释去。”“斩九武等于市”。[53]而罗九武部并非得自降将降卒的收编，它的作乱与成分复杂无关。再来看“四镇”之一刘泽清。刘镇于淮安，根据设四镇时明确的政策，除了“每名给饷二十两”[54]，所部三万兵额每年有银六十万两（后实际增至九十万两[55]），又特许其“各境内招商收税”[56]，即地方财税大权悉付彼手，论理绝无兵饷不足之忧，但刘泽清竟嫌不足，御史郝锦奏：“各镇分队于村落打粮，刘泽清尤狠，扫掠民间几尽。”[57]扫掠民间同时，还唆使地方官为他额外“请饷”。尤其他不像高杰要为北征做准备，镇淮安期间，从头到尾未作一战、未发一矢，巨额军费悉用于挥霍，“大兴土木，深邃壮丽，日费千金”[58]，“四时之室具备，僭拟皇居”[59]，规制比照皇宫。清兵渡河南来，他望风即逃，同时不忘劫掠，“泽清闻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沿河竟无一人守御。”[60]他的例子清楚显示，当时官军是否变土匪、是否“杀掠甚于流贼”，与饱饿富穷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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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什么有关呢？我们先不急着揭秘，而把目光拉得更开些。南社姚鹓雏有谴责小说《龙套人语》，写的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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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晓得“苏常一带是好地方，我们一到那边，只要放开手，掳他一掳，就可以快活过下半世了，还当他妈的什么兵！”真所谓军无斗志。何以没有斗志？就因为他们早已存了个“抢志”和“逃志”，那种军队，如何能叫他们真个去抵敌呢？但是浏黄一带地方，却早给他们蹂躏得一个不亦乐乎。……两军在黄渡浏河之间，一打就打了四十多天，双方阵地始终没有移动一寸。倒是那班丘八太爷们，在战线上寻欢作乐，实行“食”“色”主义的成绩，却多得不可开交。如今略举几件，总算替代老百姓们对徐罗表示一点“去思”。其实当时那种事儿，多的不可胜纪。著书的真不免“孤陋寡闻，挂一漏万”之诮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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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些议论、感慨，岂不恍若回到明末？稍稍变其字眼，安到左良玉、罗九武、刘泽清头上，是不是也丝丝入扣、分毫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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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且不说，目光再拉得开一些，将从前汉、唐等等各朝各代末日情景考察一番，就更堪惊奇了：凡当此时，兵之为匪，少有例外，竟是中国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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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董卓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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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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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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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傕、郭汜等）击破河南尹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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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傕、郭汜在长安）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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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僖宗时，节度使高骈无恶不作，又信用一个叫吕用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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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赋，人人思乱。乃擢废吏百余，号“察子”，厚禀食，令居衢閧间，凡民私阋隐语莫不知，道路箝口。诛所恶者数百族。又募卒二万，为左、右“镆邪军”……用之每出入，驺御至千人，建大第，军胥营署皆备。建百尺楼，托云占星，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左右姬侍百余，皆娟秀光丽，善歌舞，巾束带以侍。月二十宴，其费仰于民，不足，至苛留度支运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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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毕师铎等几位军阀起而攻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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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雄富冠天下，自师铎、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饥相仍，其地遂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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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吴兴侯朱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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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军遂大乱，烧京师。时盛寒，吏民被剽敚，僵死尸相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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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军阀、后来的前蜀君主王建，对朝廷不满意，公开宣称要“作贼”：“与诸将断发而拜辞曰：‘今作贼矣！’”当权者惧他三分，答应撤其对头的职。打成都前，他这么鼓舞部众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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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谓军中曰：“成都号‘花锦城’，玉帛子女，诸儿可自取。”[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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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大军阀，朱温、李存勗、石敬瑭，无一不是暴徒。基本上，中国每当朝代解体，或轻或重，或长或短，都免不了有一段兵化为匪的肆虐经过，那番光景，正像魏武帝所唏嘘的：“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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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人物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