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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中，徐枋眼望独孙复官，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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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揪痛。他从复官稚气的脸庞，再想起文止。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十多年前，在给朋友一封信中，他这么谈论文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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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能体乃父之志，将来其文墨不必言，尤其至性过人，今实赖以延吾视息也，此则可以稍慰道义骨肉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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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溢于言表地夸奖孩子，在徐枋绝少。然而，死神仍未放过文止，竟令之抢在老父之前谢世。送走文止，徐枋致信友人答谢相助殡事，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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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儿能秉师训，纯孝笃行，实有古人所少者。求其一言一动之谬，竟不可得。不特鄙人有丧明之悲，意夫子亦有丧予之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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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止的死比于颜渊早亡，痛惜之意，有逾丧子之上。更可惨然者，复官乃是遗腹子，文止连其出生都未能等到——据罗继祖，“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文止卒，年二十四。补：十七日，文止妇华遗腹生男。”[4]即文止死与复官生，同在四月；只差几天或十几天，文止就可以见到儿子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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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门衰祚薄、人丁零落。眼下，涧上草堂仅余一老翁、一嫠妇、一稚子。念此，徐枋投向华氏母子的目光，酸怆中不免闪过一丝歉疚。他命华氏取来纸笔，强撑病羸，于枕上草成遗书。头一句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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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媳孤孙，不可移居荡口，山居不便，入城可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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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前，徐枋立誓“不入城市”，矻孜以持，无论怎样艰难困苦，从不动摇。此时，眼望寡媳孤孙，他终于改口。荡口，大概就是位于苏州、无锡之间的荡口古镇，其距城市益远。想来华氏曾经提出，一旦阿翁故去，孤儿寡母恐难存活山间，可否迁往既远离城市、又较易生存的荡口小镇？现在徐枋明确表示：不必迁荡口，华氏应该带着复官直接返回苏州城内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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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平生知之深而信之笃，谓在我可托孤寄命者两人，一为易亭，一为次耕。”易亭乃杨震百之号，此刻正在身边。次耕，是徐枋弟子兼忘年交潘耒的表字，时在外地；因此，遗嘱特地写道：“今次耕在远，不及面属，然小孙将来自叨卵翼，奚俟面属哉。”老牛舐犊，情所难禁。还有一条是专写给华氏的：“自我身后，一应家事，无论巨细，俱要仰重杨先生经理。”虽是嘱命儿媳，其实是对友人的深深恳求，仿若说：这可怜的孤儿寡母，往后就全拜托你们了！随之有“书毕洒然”四字，是仅有的自写心情的一句。终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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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年九月二十日巳刻，秦余山人俟斋遗属，付寡媳华氏，临危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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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之笔”，显示他的情况相当糟糕。所以我们推测，应是写完遗嘱不久，徐枋便阖上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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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清初明遗民“海内三高士”的最后一人，亦告殁卒。之前，沈寿民（眉生）死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巢鸣盛（端明）死于1680年（康熙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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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原诗》一书作者）为徐枋撰写墓志铭，记述死讯传出人们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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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岁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俟斋先生以疾卒于天平之山舍，阖郡之人咸惊相告曰：“噫，俟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无论与先生识与不识，其知有俟斋先生者，亦无不惊且疑曰：“俟斋先生信死乎，其传者妄耶？信死矣，后死者其孰与于斯矣？”欷歔太息，至有泣下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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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且疑”，并非突然和意外——以徐枋的健康状况，死亡对他随时都有可能——而是无所适从。似乎斯人之逝，一种精神也随他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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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枋资料，以及构思谋篇，无论行坐，《勇敢的心》A Gift Of A Thistle、The Secret Wedding、For The Love Of APrincess诸段，都在耳畔，即此时亦然。尽管徐枋与那苏格兰好汉华莱士，个性无关，一生作为也殊少相类，然而詹姆斯•霍纳的配乐，却能投合我对徐枋的感受，尤其爱尔兰风笛和哨笛所奏主题，似能把苏格兰高地的荒莽，幻化于苏州西山的清孤。有心读者，亦可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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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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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军下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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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六月十二日，发布薙发令。徐枋的父亲、复社名宿、弘光朝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徐汧，即日在苏州虎丘新塘桥从容赴水。至友陈子龙认为，此举起到表率作用，“自是而后，吴士之仗节者若冢宰徐公（徐石麒）、纳言侯公（侯峒曾）、考功夏公（夏允彝）、进士黄公（黄淳耀）若而人，然公死最先，若为之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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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本欲追随父亲，而受阻于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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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陆沉之日，先君子日谋死所，顾呼枋而命之曰：“吾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长为农夫以没世，亦可无憾。”而枋窃不自量，必欲从死，不谓天实靳之，致闰月十二之变，枋以病垂死另居，弗克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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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京失陷，徐汧即抱殉国之志，开始郑重考察适合的死所。薙发令突然下达，将计划打乱。闰六月十二日之死，应属仓猝。这时，徐枋正好生一场病，而错过和父亲一道行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命令他活下去。他多次追述父亲的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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