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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毋服时装”，粗心些，不免误为徐枋禁子“奇装异服”，犹如若干年前曾禁中学生穿喇叭裤之类。其实，“时装”在此，专指满人装束。以满人装束为大防的概念，现在当然早就没有了；不但没有，某年APEC中国峰会，竟将对襟、盘扣服式，命名为“唐装”，加诸各国元首之身。而真正的汉服，交领、右衽，广袖、博带。此又足为历史沧桑之一叹。清初有薙发令，但对服式上易汉为满并无强令，故而我们从那时所绘明遗民真容，仍见他们是明朝装束。但这究竟是少数，城市里已开始接受满服。这是因为，经过薙发令，汉人从风俗上的抗拒心已被化解，头既已剃，易装又何在话下？这更显得薙发令对满清统治确有纲举目张之效。正鉴乎此，徐枋对即将入城的孟然，才“反复再四以告诫”。他把用“时装”所暗指的满服，斥为“奇邪”，明白告以禁绝的原因：“况今之所为时服者……汝祖以不服此而殒身，汝父以服此而废弃，而汝独可以汙其身乎？”你爷爷即因不肯着此装而死，你爸爸即因不肯着此装而与世隔绝，难道你敢以此污染自己身体吗？“此而不遵，则非人矣。我即不知，尔先祖在天之灵亦必阴殛汝也。”话说得非常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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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毋游市肆”，开始便举孟子的例子：“孟夫子以亚圣之德，然幼志未定，邻屠酤则习屠酤之事，邻学宫乃为俎豆之容，而况于中下之童蒙乎？”市井驳杂，最易染人；有亚圣之德，尚因之移性，而况普通人？“屠酤”是隐喻，并不真指杀猪卖酒，而言“市肆”之污浊。污浊何在？当然是异族统治的现实。山高皇帝远，“山野”与“市肆”的本质不同，在于制度疏密。城市是高密度的政治空间，置身其内，久之就会适应，被它同化。徐枋最担心儿子入了城市，慢慢对异族统治习惯成自然。“我今与汝约，除入山省我之外，岁不过二三出，即至亲尊长岁不过一二出，无徘徊于街巷，无来往于市肆，键户一室，如在深山，经年累月，足不窥户，乃我子也。”指望孟然“大隐隐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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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毋预宴会”，第九条“毋通交际”，问题相关联。赴宴、交际，都涉及礼仪。现代中国，礼仪早废，晚近尤甚，如今宴集晤聚，行迹无拘，狂呼纵语，东倒西歪。从前不可以，有身份的人家自幼教以礼仪，使举手投足、音容笑貌皆有度，而后乃可待人接物。徐枋禁止孟然置身宴会和交友场合，基于两点。第一，乙酉国难时，孟然年方五岁，徐枋因决意与世绝，早就放弃对孩子的礼仪教习：“我自遭世变，决志终隐，世间礼数都已废绝，故汝年十八而登降揖让、周旋折旋之礼蒙然不知也。设大会宾朋，称觞为寿，他家子弟进退可观，而汝独形容木僵，举止生疏，不独见笑宾朋，亦且取嘲僮仆。”第二，旧礼蒙然不知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万万不可学会“新礼”。交往频密即是入世，入世则必学当世交际之礼。“交际之礼，所从来久矣。然此为世人言之也，若隐居避世则不然。阮籍曰：‘礼岂为我辈设？’”借阮籍之口，以义不入清的明遗民为“我辈”，“礼”当然指满清习俗。那为入世者而设，“我辈”隐者用不着它，或者说，隐居避世题中之义之一，就是终身不习满俗。“故我十三年以来片纸不通于人间，一缕不入于吾室”，“汝今虽寄迹城市，然终当继父之志，从父之隐，若冒昧入世，非我子也。”后来徐枋师母逝世，徐枋自己不入城市，只好派孟然为代表前往吊唁。为此，专门致信好友葛瑞五，请他督导孟然：“惟吾兄敦古人之谊，教以隅坐随行之礼，勿作世法，则感荷无量。”[21]所谓“世法”，即随世而变的一套礼节，其中必然夹杂满人习俗，徐枋绝不欲其子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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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孟然的告诫，正好供我们了解徐枋何以“不入城市”。这些方面都很实际，如欲回避、不沾，办法只有不踏进城市一步。曾有世交，忧其安危，写信劝他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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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不可久居，乡村多盗，剽掠之患，其小者也。近来匿影山阿者多不测之祸，维斗、卧子、公旦、彦林无辜惨戮，大可畏也。况妒贤之人此间不少，不以忠节仰慕，转以立节萋菲，每闻其言，不胜浩叹。倘有谗毁，做成机穽，谁能挽回？深为大兄虑之。今日之计，速速回城，与二哥同居，兄弟相依，和光混欲，可以乱处，可以避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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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隐逸者往往有反清嫌疑。杨廷枢（维斗）就是在隐居地搜出罹难。鉴于这情势，朋友觉得人言可畏，万一有人饶舌，以此谈议徐枋，后果难料。徐枋见书作复，除申明父亲“长为农夫”遗言非遵不可，也谈了自己个性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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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忤俗，未克三缄，即深自悔艾，而遇一时人，闻一时事，则当机辄发，嚼齿穿龈，不可复遏，以转喉触讳之人而欲周旋于箝语防口之世，一不可合也……来而不往，疵衅更生，即欲强事奔趋，而木强面目猝不能改，二不可合也。世纲日密，新法愈奇，而枋祖腊非王，衣冠犹旧，幸与樵牧为伍，略能自繇，一入城市，动皆桎梏，而必罹不测，三不可合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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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第一口无遮拦，第二不肯趋奉，第三拒改衣冠，如此，断不宜城内生活。这样的人，到了城市，“则世人视之将同怪鸟，迹之所至，矰缴随之”，等于送死。既然进城是祸、不进城也是祸，而“遁荒则祸迟而或可免，入城则祸速而必无幸，均一祸也，何必去迟而就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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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诫子书》，而辅以这封信，我们对徐枋的不入城市，乃有比道德、人格之类较不空洞或更具体的了解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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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哭：弘光列传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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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在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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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汧嘱以“长为农夫”，认为徐枋不出仕仍可生存，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有家族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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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有地六顷[24]，阖族共有，称“义田”：“先人创立义田，均润同宗”，“十七年来，食租则阖族成丁”。[25]据以知，国变后头十七年，徐枋可从田租中分得一些维持生活。但这来源到辛丑年（1661）戛然而止。原因是，这年正月二十九日，甫继位的康熙皇帝下达奏销令，指责“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26]东南逋逃严重，实因赋税太重。康熙为制伏江南士族，厉行追逋。竟下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很快酿成血雨腥风的“奏销”、“哭庙”之案，“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絓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27]由此，东南一带颇以地多为忧、以田产为累，急于脱手而争相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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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形，徐汧哪里能料？然而父亲死后不久，曾有人以先见之明悄悄指点徐枋“将来田必为累”，他并未引起警觉，而“坚执以先人遗泽，岂敢轻毁”。如今，事实果如人言：“讵意年来钱粮干系如许重大，豪里罣误则身受戮辱，家以破碎……展转思之，不寒而栗，俱非世外隐居之人所宜以身为尝试者也。”乃于是年秋致信阖族，建议“逐分剖田”，“在阖族仍享义田应得之利，而在枋则无户役非常之害”，急欲摆脱赋役阴影。[28]徐枋与这六顷田产的具体关系，资料不详，然揣《与阖族书》“枋虽不肖，仰遵先志，守而勿失，亦十七年如一日也。”似乎他在其间是个主事的角色。现在他想通过分田，由阖族分担责任。但这建议，族内不但反应冷淡，事实上还想把逋赋之责全推在他一人身上。罗振常就徐枋遗墨《与吴修之书》所作说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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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急，先生弟贯时及族人独诿为先生所欠，先生乃为逋犯，辗转逃匿，倖免于祸。此与吴修之书当在初逃亡后，其时必遭公文逮捕，须对簿公堂，不得已携眷逃匿。书中“种种横逆，种种构陷”与夫“避讼”云云，明指此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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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之危急，也可从当时写给友人的求援信看到：“今又为弟侄官逋之累，非死则辱”，“一家八口，尽在危地”，因此产生逃亡念头，“卜隐苕霅之间，埋名避世，便当与吴门绝”，请求为他提供托身之地：“未知执事能以伯通之庑假我否？必绝远城市，可以栖托，数椽足矣。”[30]求援似乎无果，徐枋不得不在茫无去处情况下逃离金墅，窜伏山林、寺院，开始四年逋赋生涯。逃时，“举家孑身而出，仅存一随身单布衣，一衣之外，荡然靡有一存。”[31]显然从这时起，他完全失去生活来源。先前《诫子书》谈及这六顷田地，还说：“我意守此汙莱，上足以供祭祀，下足以给饔飡，迨汝曹之长成，各授百亩，以为衣食之资。”[32]现在可算“破产”，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浪者。所以，说起徐枋彻底隐居，不全是思想方面的发展，实有奏销令这一直接原因，否则金墅十二年那种状况也许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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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真的需要“自食其力”了。然而，能做些什么呢？我读过的明遗民事迹，有的靠砍柴卖柴谋生，有的靠小手艺。比如巢鸣盛，“种匏瓜用以制器，香炉瓶盒之类，款致精密，价等金玉。”[33]徐枋大概没有这些本事。本来对他最合适的，或是像黄宗羲那样，做西席、办书院，收徒授学、指导制艺，但他对此誓不肯为，连自己儿子都禁止，又怎会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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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他是一位绘画天才。自幼能画，“仆作画三十年，而卖画未及数载。”[34]如果他是在奏销令后即约康熙元年其四十一岁开始卖画，推算起来，“作画三十年”起点大概相当于五六岁的时候，可谓神童。其之画作，当时已享誉甚高，如今更乃拍卖之奇货、藏家之珍颖。他凡事谦抑，独对己画不掩自得，一次谈其《邓尉画册》：“写景命意，颇极笔墨之致，自谓不让古人，见者亦惊叹绝倒。”[35]黄宗羲曾叹“其画神品”。[36]他后来生计，依他自己概括只有两条：“傭书卖画，典衣损食”[37]，一靠出售书法画作，二靠卖衣缩食。黄宗羲说：“苏州好事者哀其穷困，月为一会，次第出银，买其画。以此度日而已。”[38]佩服他志节的人，每月聚集一次，共同出资买画，有“义买”的意味。又传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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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一驴甚驯，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簏于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阃而止，不阑出一步，见者争趣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簏以为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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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以事异乎常识，斥为“市井无稽之谈”。倒也未必。“老马识途”确实是有的，动物不一定如人想的那般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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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傭书卖画，仅不致饿死罢了。如今画家是好职业，稍有名声，可致优裕，几百年前恐不其然。尤其徐枋的卖画，“态度”又很不好——除非作而以赠切近朋友者，他拒绝属名。换言之，他的属名之作非卖品，公开出售的却都不属名。还有，他卖画不肯见面交易（故有上述驴载画至城边随人自取故事），凡欲面请，一概谢绝。当时有个王生，屡次强求徐枋属名，且以为诱以金钱即可让徐枋改变态度，徐枋大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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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之傭书卖画，岂得已哉？仆之傭书卖画，实即古人之捆履织席，聊以苟全，非敢以此稍通世路之一线也。而足下每每强仆以书字，毋乃与仆之初心大刺谬乎？况仆之不书字，亦正以苟全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岂易一二为足下道哉？乃仆辞之甚苦，而足下犹必絮言其人若何品行，若何家世，不妨为书字。噫，何足下之难晓如是乎？岂仆之有所拣择，简傲而云然乎？噫，亦谬甚矣。仆尝谓索仆书画而必强仆以书字，亦犹于茹素之人而必强进以鱼肉，既已谬矣，及其坚辞，而犹盛言鱼肉之可食，不更大谬乎？承委种种，并厚币，一一完璧。鄙人硁硁，苟非吾意，虽千金所不欲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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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另一人信也说：“今不知我者至因仆之卖画而屡屡强其所不欲，或欲书字，或须面请，尔尔则输重价，不尔则未能如值，仆笑谢之曰：‘若欲求富，当不为此。’”[41]这些人，其实重其名而不重其画，买画非因艺术价值，而是借高士之名以炫耀，所以才非求属名或面请。话说回来，徐枋若想脱贫脱困，并非难事，只须给画作标上姓名，或卖画时不吝谋人一面，对方出价都可翻倍。但他坚持不肯，还说：“若欲求富，当不为此”，卖画不为求富，求富则不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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